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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部分（第1页）

，有关增资问题及八小时工作制（资方认为俄国工人效率低，八小时工作不能与国外竞争），只产生了一串罢工闭厂的纠纷。政府和苏维埃委员会的调解也鲜有成效。为了生活问题及战时生产的需要，只有由工人强制接收工厂自营，或交给国家管理。纵使如此，资本家仍能与银行接触，影响订货单，则接管亦无实际用场。再进一步，则只有没收私人企业，褫夺资本家经济活动的权力，作体制上的改革了。况且铁道运输负担过重，连年缺乏整备，效率显然降低，供应不及，生产因之减少，资本紧缩，也非接收和取缔所能弥补。1917年谷物的生产只有5000万吨，比一年之前减少了1200万吨，而且农民大多背粜。彼得格勒与莫斯科的面包配给，自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之间，自每人每日一磅减至每人每日半磅。卢布之购买力贬至以前的1／4。

这八个月之间，至少有一打左右的人物，影响了历史的过程，其重要者无逾克伦斯基及列宁。

克伦斯基由临时政府的司法部长而军政部长，而内阁总理，为人慷慨，善于辞令，一时极得群众仰慕。他希望和衷共济地领导民主俄国，合法地且不流血地完成革命，也有人说他有拿破仑的风度。攻击他的人则说他向资本家靠齐，终必放弃革命的社会色彩。他虽参加苏维埃，但对这种运动不存信心。列宁17岁时，长兄因参加革命而被判死刑，对他产生绝大的影响。也可以说他之一生从上学、旅行、结婚、著书、办报及被逐放，其中积年屡月无不与革命有关（虽说这不是否认他也爱好棋琴及各种运动与户外生活）。他成为一个成功的革命家，半由他始终一致，半由他绝对愿意走极端，而且极端地武断。这种态度在当日沙星与希腊正教统治之下的俄国，知识界人士正感到政治气氛令人窒息，群众运动也无从展开的情形下，引起了一部分过激分子的支持。列宁对资产阶级也像对沙皇极权政治一样的痛恨。欧战一开始，他就认为帝国主义间的战争应当立即导引改向为阶级战争。并且他将这种宗旨写成宣言，准备叫同志在杜马会场宣读，计划仍在讨论之中，已被警察查悉。政府将布尔什维克议员一并拘捕放逐于西伯利亚。列宁本人此时逗留奥国，也一度被捕，出狱后留居瑞士。

在列宁看来，帝国主义乃是资本主义最后之阶段。所以他不仅相信俄国之解放不远，而且西欧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覆没在即。可是也只有极权政治能代替极权政治。俄国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之前仍需经过一段“无产阶级专政”的阶段。他说：“有国家则无自由；有自由即无国家。”他也说现今人类的性格不可缺乏服从。除非人民开始相安于一个没有暴力及服从的社会条件之下，当前只有“臣服于一个武装的先锋队”。

克伦斯基为人不念旧恶，他帮助过去拘禁他的政敌，他以其力之所及保护被推翻的权要，及于沙皇。并且提倡民权，男女平等，也是提到和平停战的第一人。列宁则在二月革命爆发之后接受德国援助返俄。依法律而言，此为通敌。20世纪末期的中国读者看到这些事迹，很可能钦慕克伦斯基的风度。但是何以在十月革命时克伦斯基一蹶不振，只能终身流寓海外（详下），另一方面列宁被称为“革命的天才”，而且至今他的名字仍是家传户晓？其间之奥妙值得今人深思。

俄国革命事出突然，即革命者也感到措手不及。时人只有两种方式可以对现局作历史之解释。一是借用法国大革命之经验，一是引用马克思的历史观。克伦斯基被称为波拿已。革命的队伍不时唱马赛歌，被称为“无裤党”（sans　culottes）（详上书），又有些参与的人士，自称为吉伦德派（详上节），克伦斯基的内阁也有不少实业家与企业家加入。可见得不少俄国人士在1917年仍在想念巴黎之1789年或1848年（拿破仑三世自此出头），初看起来，当中不无相似之处。

可是俄国和100多年前或70年前的法国相较，有很大的差别。法国是一个纵宽均约500英里、同一文化的民族国家。俄国的纵长即逾六千英里，当中有不同的民族和语言。法国大革命扰乱十年之后，基层组织业已就绪，才有拿破仑者将革命精神人身化。当时产业革命正待展开，第一帝国（拿破仑）和第二帝国（拿破仑三世）才能藉着资本主义作国家的陪衬。俄国在1917年正受到产业革命不平衡成果的煎逼。亦即农奴制度的残余尚未连根拔去，已有铁道电信等等现代设备，所以落后的社会部门更赶不上前进部门。而事实上也表现着沙皇之专制皇权，不可能在全民动员之现代战争中成为有效的指导力量。况且法国籍着革命产生的新兴力量去应付对外战争，俄国则因为对外战争无法结束，才有革命。在后者的情况下，无法由专制皇权突然改为政党政治。基本原因如是，与克伦斯基个人品德无关。

利用马克思的历史观解释当时情形，非独列宁。而且平心而论，前述孟什维克的见解尚比列宁的观点更近于马克思及恩格斯的理论。列宁是否革命天才，仍系历史家个人之意见。但是他与其他同时人物比较，确是视界较宽。但其所见也不一定正确（如他预期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也崩溃在即），我们可以从他传记中看出，他间常也难免悲观消极。而若从他的整个言论看来，即可以体会他的革命哲学等于一个无神论者的宗教思想。他的宇宙观有一个“目的沦”（teleological）的布局。因为其理想的全民平等，无侵略剥削与奴役，有如天堂获救，标榜着道德力量，使他感觉到只要目的纯正，可不论手段。而且列宁的行动非常实际。俄国农民希望得到土地，少数民族久已不满于帝俄的统治，这两点群众意识之所在，他都尽量掌握。他曾说：

我们是民主的政府，因此纵是所见不同，我们也不能忽视群众的意向。当农民将法律付诸实施的时候，他们会发现真理之所在。生活是它自己最好的导师，它会表彰谁是正确。让农民在那一端解决此问题，我们在这一端解决此问题吧。此问题由我们之志趣而解决或是因社会革命党所订计划之志趣而解决，无关宏旨。农民必须坚决的被保证村庄里不再有地主，这才是重点所在。让农民解决所有问题，让他们策划他们的生活吧。

今日已事去70年，历史有了更长的发展，我们可以离开政坛意识，站在纯技术之立场，将全局重新检讨。

俄国在1917年，近于霍布斯（详第五章）所说，国体解散，全民恢复到初民之绝对自由和无政府状态。虽说实际并无“所有人和所有人作战”的状态，但群众各行所是，不听约束。在很多情形之下，群众之激进，尚超过布尔什维克之意料。在这种情形之下，环境所需要的不是宽大温和的政治家，而是“巨灵”，一个带全能性且具有经济性格的现代政府。列宁毫不谦逊地公开说这是他和党员的着眼。在十月革命之前他早已承认，志在夺取一切权力。不过在这计划实现之前，他先要获得群众之支持。

可是在另一方面，克伦斯基和其他人士，并没有因为事后看来他们的举措不合时宜即预先销声敛迹。他们仍展开了一连串奋斗。1917年3月至11月8个月之间，因为他们之措施，有时尚是无可奈何，引导着列宁和共产党登台。

二月革命成功之后，彼得格勒的苏维埃即和临时政府意见相左，各党派之间也有无数争执。经过一段纷乱之后，5月间协议成功，由苏维埃的领袖人物加入政府，克伦斯基为军政部长，也是主要的领导人物。

当时即决定在前线准备总攻击。因为不如此则不足以防止军队之继续瓦解，并且不能战者也不能言和，更不能获得盟国同情。所以政府派特别指导员下达各部队，军队里官兵成立的委员会也开始受检束，克伦斯基本人也巡视前线鼓舞士气，炮兵更给予特别的准备。攻击发动于7月，最初进展顺利，第七军及第十一军俘敌18000人。第八军又再突破奥军防线宽20英里，两天之内也获俘万余。就在此时，德国的精锐部队投入战斗，俄国部队撤退，溃不成军。7月底前线再度胶着，但俄国已失去原有阵地，士气更为不振。

7月间彼得格勒亦遭到空前的骚扰，最初各部队抽调兵员参加总攻击，军士不满，组织示威游行，引起海军士兵和工厂里的赤卫队参加。政党政治不能产生有效的领导力量，则显示出临时政府之无力。7月，宪政民主党因为意见不合，退出政府。一般军民还不知道其中的原委与曲折，看来总是资产阶级的诡诈阴谋。布尔什维克一向标榜“所有权力交付苏维埃”（其实苏维埃也有各政党参与之成分，但是代表工厂里的工人与部队中的士兵，临时政府则继承沙皇统治下杜马之传统），于是游行示威的群众要求“全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Vtsik）代替临时政府。也只有“土地、和平与面包”的要求，才能为他们深切了解。可是当暴民暴兵失去控制的时候，连布尔什维克的鼓动者亦无法掌握，即苏维埃负责人也感到棘手。“全城为游行示威者所宰割”。当克朗士德特（Kronstadt）水兵示威时，在街头突然遭人袭击。水兵还手时也不问青红皂白，就对着街头群众和若干建筑物开火。7月16、17两日，街头死伤200人。7月18日恢复风平浪静，兵士还营，街头恢复秩序，然而司法部这时公布一份文件，强调列宁是德国间谍，接受德国津贴，有“人证物证”。

事后经过各界的分析，所控诉之事并无确切证据；作证之人，也是来历不明令人怀疑的分子。可是大众都信以为真，于是这一纸文书也就达到预期的功效。布尔什维克的报纸《真理报》被查封，列宁恐怕被拘捕，只好潜入地下，躲在芬兰边境。另一位革命人物托洛茨基，昔日为孟什维克，又一度为独立派，最近才从美国回俄，今后也是布尔什维克台柱，亦被监禁。局势平定之后，克伦斯基由军政部长出任内阁总理。他在8月下旬于莫斯科召开一个“全国政协会议”，到会的人有2400多，包括士农工商各业，左至苏维埃，右至银行家和沙皇麾下立功的军人。中有大学教授、市政委员等各色各样人物，看来克伦斯基欲给俄国一个再造的机会，但9月上旬即发生“柯恩尼洛夫事件”。

柯恩尼洛夫（Lavr　Kornilov）将军多年活动于俄属中亚腹地，擅长亚洲语言，可能有蒙古血统，曾任彼得格勒的防守司令，7月总攻击时，曾在前线立功，克伦斯基拔擢他为俄军总司令。此人缺乏政治头脑，倒是有志从一个职业军人之立场，重整军中风纪。他的主张，譬如将铁道交付军事管理，重新准许在后方执行死刑等，不可能在当日气氛内行得通。他的态度逐渐明显，总司令与总理间的摩擦也逐日公开化，于是柯恩尼洛夫成为反革命派的英雄，莫斯科的国是会议给他一个崭露头角的机会。9月初他开始调动部队，向首都彼得格勒集结，有肃清苏维埃，强制执行改组临时政府的企图。可是等到他的行动暴露，反叛成为事实的时候，铁路不为他运兵，电报局不为他通信，即士兵也表示无意跟随着他推翻政府。一个星期之内，克伦斯基下令在他的总司令部将他拘捕。此人侥幸事后脱身。以后在内战期间领导白军在俄国南部战死。

9月经过柯恩尼洛夫事件之后，克伦斯基除旧布新，重组内阁，自己由总理兼总司令，正式宣布俄罗斯为民国。9月底，在彼得格勒召开一个“民主会议”，民主会议与全国政协会议不同，会场代表只有政协会议之半，约1200人。资产阶级的分子全部被拒于门外。苏维埃的代表最多。也有各乡镇工会和宗教团体、少数民族的代表。可是讨论如何组织联合政府之时候，始终无法找到一个公意所在的方案，以后组织“民国参议会”的时候，布尔什维克即决定退出，托洛茨基业已恢复自由，为当时之发言人，列宁仍在藏匿之中，不断以信件教导他的同志拒绝合作，强调时间业已成熟，可以并且亟须以暴力夺取政权。

为什么我们研究资本主义，要牵扯这些事情？

历史上的资本主义，未曾出面自我宣扬其为一种组织与运动。有几个国家早已进入资本主义体制几百年，还没有为人称道。资本主义这名词之出现，最初纯由于反对者的攻击。经过俄国的十月革命，不仅在言辞上反对的声浪达到最高潮，而且行动也到达最剧烈的阶段。可是从以上事迹看来，难道我们真能相信资产阶级的阴谋和资本家的剥削是逼着革命左转的唯一原因，或甚至这是最重要的原因或次要的原因？我们无从作肯定的答复。

和以上各节所述其他国家比较，20世纪初年的俄国与彼等唯一相似之处乃是内外煎逼，亟须将一个旧式农业体制改换为一个新型的商业体制。此外不仅其背景和制度上的因素不能和其他国家相提并论，并且时间上之汇集尤为特殊。以沙皇之绝对政权，引发一个全民战争，不得不下台，是一切问题的焦点。因此所产生之后果称为十月革命者，其范围必广泛，时间也紧迫。于是暴力必不可免。列宁、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思想，与法家所谓“天地不为尧舜而存，也不为桀纣而亡”的宗旨相似。时至今日，我们不敢说同情或赞成，只有反复参照当日图片，看到农村妇女到战场上认尸，肠断魂移，才能在无言之中了解，布尔什维克之成功，不在他们理论之真切正确，而是由于他们在行动中认识整个历史转动大方向之所在，而敢于接受此中的挑战。

以上所述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间之事迹，很少历史上的积极意义，况且我们所勾画的也挂一漏万。可是即使将当中细微末节全部缕举，也只能阐明当日俄国之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维新人士和自由主义者数目稀少，力量低微，意见分歧。所以，从协商会议到军事行动，始终找不到出路，于是只有如列宁者，自认带有阴谋性的职业革命家之登场，于是也有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说，在技术上讲，俄罗斯需要一个强人与一群法家死士。

有了以上的了解，我们可以想象布尔什维克在11月7日夺取冬宫（Winter　Palace）时并不费事的理由。托洛茨基退出民国参议会时，痛骂临时政府，既责备它在帝国主义资本家指使之下延长无意义的战争，又怪它卖国，有意将彼得格勒送给敌人，还高呼一切权力交付苏维埃，土地则给予人民，已等于一通宣战的文告。事实上自柯恩尼洛夫事变之后，群情有了大幅度的转变，在各种选举时，布尔什维克多占优势，在彼得格勒及莫斯科的苏维埃中都成为多数党。又有列宁的鼓吹，暴动已是箭在弦上。最后几日，克伦斯基认为责任所在，只得和政府要员在冬宫日夜镇守。而保卫这地方的不过是女兵营、军校学生和少数哥萨克部队，总共不过千余人。布尔什维克部队由水兵及工厂内的赤卫队及芬兰调来的军队组成。水上则由一艘巡洋舰和水雷艇数艘策应。11月6日深夜和7日凌晨，他们占领火车站、邮政局、电话公司和电报局，“一般的情形等于门卫接班”，“克伦斯基可以在这时赤手擒获”，“当日电影院和戏院仍照常营业”，冬宫的墙上有好几千颗机关枪子弹的痕迹，但近距离放射的炮弹没有一颗命中。这一连串的报道，只证明战事并不十分激烈。“有时候尚呈现着喜剧之性质”。莫斯科的巷战反倒继续了一个星期，布尔什维克方面死了500多人，集体葬在红场。陆海军于圣诞节夜里被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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