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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部分（第2页）

是什么让我们感到无比惊讶呢？毫无疑问，当然是希特勒的外表。他的状况看上去像一个垂死挣扎的人，或许，我们对他引用的神奇武器和奄奄一息的病人的比喻法感到迷惑不解。如果当时在场的人觉得被他所说的话欺骗了，那么我不在他们之列，对于我来说，希特勒强化了我的信念。

在战后，我曾经长时间地和阿克斯曼谈起那段黑暗的日子。阿克斯曼辩解说，他将我们呈现在希特勒面前的本意是希望让希特勒看到，我们已经疲乏得不堪一击，他希望希特勒意识到，垂死挣扎没有用，即使牺牲了我们年轻的生命也无法改变什么。这可不是他当时留给我的印象，当时，我清楚地记得，阿克斯曼千方百计地迎合元首，向他展示希特勒青年团的忠诚和英勇。

希特勒最后一个生日（4）

究竟希特勒愿不愿意见到我们，我就不得而知了。我观察着他的神色，看起来，整场见面会对他来说是种痛苦的经历。和我们一样，阿克斯曼也被希特勒镇住了。后来，即使柏林城在我们身边化为瓦砾，阿克斯曼仍然荒唐地相信，神奇的武器的确存在，之所以不能在柏林城使用，是因为它的威力足以让我们两败俱伤。然而，传统武器已经给双方造成了庞大的死亡数字。

世界末日善恶决战的战场降临了，但是，我从未想过，自己是站在代表邪恶的一方。我是后来才发觉，这位所谓的国家“一号战士”（指希特勒）对他的“最后的战士们”撒下了弥天大谎。我逐渐意识到谎言背后的真相，神奇的药物和武器根本不存在。其实，希特勒也被困在他自己编织的谎言中，但是，在我意识到这一切之前，我还是坚定不移地准备为保卫元首和帝国奉献一切力量。

当时，希特勒还能够对他的手下特别是年轻人施加影响，他那经过精心设计的神勇非凡的形象渗透了我们生活的每个方面。我从未接触过其他的资讯渠道，丝毫了解不到其他真相。这个让我们崇拜的偶像，最后虽然被证实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大骗子和刽子手，但是，在1945年4月20日那一天，他仍然在我的胸中激起了无穷的希望和重新战斗的意愿。

阿道夫·希特勒和我们一一握手并且发表完演说后，海因里奇·希姆莱上前来慰问佛伦兹堡的代表团。我听到他和我身边的代表团成员的只言片语，希姆莱告诉他，自己已经让元首相信，武装党卫军一直在英勇作战，而且准备好做出必要的牺牲。

“上帝保佑元首！”代表团的成员回答说。

希姆莱然后来到我们代表团跟前，他伸出手臂，用正式人称“您”称呼我。他告诉我，我很快将成为武装党卫军的一员。于是，我告诉他，自己已经是武装党卫军成员了，希姆莱显得有些惊讶，“什么？难道你不是希特勒青年团的成员吗？”

我继续解释说，当我被授予铁十字勋章的时候，我的确是青年团的成员，不过现在我们已经被吸收到武装党卫军中了。

“那你为什么不穿着武装党卫军的制服来这儿？”

我告诉他，原因是我们在德意志青年团总部的时候只发了一身希特勒青年团的制服。

“我得和阿克斯曼谈谈这个问题。”

阿克斯曼和希姆莱之间有严重的冲突。但是在那个战争阶段，阿克斯曼的地位正在上升，而希姆莱的影响逐渐削弱。希姆莱后来在担任军事指挥官的时候遭受了惨痛的失败，在他担任维斯瓦河军队司令官的时候，由于军事上的失利，希特勒撤了他的军职，改任戈萨德·亨利奇（Gothard　Henrici）为司令官。可惜希特勒没有意识到，亨利奇根本没打算保卫柏林。就像希特勒的许多高级将领一样，亨利奇盘算的是如何保存自己的力量和人民的性命，避免流血牺牲，而不是拼命赢得军事上的胜利。

希姆莱或许曾经是德国重量级的军事人物，但是在那一天，他看上去女气十足，柔软的皮肤呈现出光泽。他的外表既不英勇也不气概，我们这帮孩子后来忍不住议论纷纷，因为希姆莱和鲍曼除了纳粹党徽章以外，都没有佩戴任何军事奖章。如果不是事先知道希姆莱这个人，我还以为他是个娘娘腔的同性恋者，那就是希姆莱给人留下的印象。我的一个同伴称他为“德意志的奶油小生”，但是，他在这一天的神色和举止恰好与希特勒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的身体语言反映出健康与活力，甚至显得有些傲慢自大。或许，正是他暗中与盟军进行的秘密和谈让他有了冷静和乐观的理由。

4月20日之前，希姆莱两次会见了瑞士红十字组织的代表福克·伯纳多特伯爵（Folke　Bernadotte）。希姆莱的计划是取代希特勒，成为新德国的元首并与西方盟军展开公开的和平谈判，伯纳多特就是穿针引线的人。假如希特勒有一丝察觉到希姆莱的谈判计划，他都会毫不犹豫地将希姆莱送上绞刑台。但是，希姆莱信心十足，元首再也不能阻挡他前进的野心。希姆莱从来不会在未征求星相家之前采取大的行动，这一次也是，不过，希姆莱得到了很多吉兆。1年以前，希姆莱最信任的星相家预言，希特勒在7月20日那天将遭到致命的威胁，但是能够幸免于难。果然，希特勒逃过了暗杀的劫难。这个星相家还预言说，元首在11月时会得重病，结果，预言又得到了验证。现在，这个星相家告诉希姆莱，希特勒活不过5月8号，希姆莱对此深信不疑。那天夜里，他驱车60公里前往位于柏林东北面泽森的城堡，继续和盟军的秘密谈判。

不久以后，希特勒的所有随从消失在水泥混凝土筑成的碉堡中，这个碉堡有一个小塔，在大臣花园雄伟建筑的映衬下显得丑陋而笨拙。我当时并不知道，这就是进出希特勒地堡的紧急入口。但是，随着阿克斯曼对元首的影响力与日俱增，我俩后来有不少的日子逗留在柏林这座地下城堡里。阿克斯曼此时跟随希特勒消失在地堡中，从那以后，因为“他的孩子们”在战斗中扮演的角色，阿克斯曼得以列席了希特勒每天的军事汇报会。

早在阿克斯曼将我们呈现给希特勒，让希特勒看到我们的“精疲力竭”以前，他已经在积极策划让希特勒青年团投身这场没有结果的战争。两天以前，阿克斯曼未经预约就去拜访了黑尔姆特·魏德林（Helmuth　Weidling）将军。魏德林将军的总部当时位于柏林东面的一个地窖，他所率领的第56装甲坦克师归西奥多·伯西（Theodor　Buss）的第9陆军管辖，他们曾经为保卫柏林东南面的防线而拼死抵抗。就在阿克斯曼不期而来的那一天，魏德林在苏联人的进攻之下已经两次迁移自己的司令部了。

希特勒最后一个生日（5）

战争已接近尾声，但是阿克斯曼不认为如此，他告诉魏德林将军，他的“孩子们”将随时听从将军的调遣，他们将誓死证明自己对帝国和元首的忠诚。阿克斯曼讲述了一个例子，孩子们用从敌人那里抢来的来复枪和手榴弹武装起来，在首都郊外的一场战斗中支援了民兵连。（事实上，这群孩子兵们“吓退”苏联军队的惟一武器是孩子们的火箭筒，这种火箭筒能够穿透最结实的T…34坦克的钢甲。）

魏德林被激怒了，他认为，无论有没有火箭筒的武装，将一群12岁的孩子送上战场对于战争的结果于事无补。他告诉阿克斯曼，战争大局已定（他的这句断言足以把自己送上刑场，在纳粹德国，承认战败是一种犯罪行为），“你不能牺牲一群孩子的性命来挽回颓势，”他说道，“我绝对不会调遣他们，我要求取消让孩子们上战场的命令。”阿克斯曼这次学乖了，他承认孩子们没有受过足够的军事训练，而且答应回去后就取消命令。然而，阿克斯曼并没有兑现他的承诺，他没有从战场上召回过任何一个孩子。

阿克斯曼试图将德国少年推进大屠杀的决心给希特勒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所有下达给希特勒青年团的命令都直接来自阿克斯曼或希特勒本人，完全不经过任何军事指挥官。

我们这群留在大臣花园的孩子被解散开来，虽然在这场战争的最后4个月里，有近3万名希特勒青年团成员还在作战，但是在这一刻，我们这群孩子暂时远离了那场大屠杀。随后，我们被送回了在城西面那个舒适的寄宿处，离加图的飞机场不远。我仍然兴高采烈，为亲眼见到了元首而沾沾自喜，为自己出现在历史舞台而沾沾自喜，虽然我只不过简短地扮演了一个无足轻重的小角色。我洋洋得意，因为在我看来，大反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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