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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部分（第1页）

支。最为新奇的收获，要算是那两架不及飞走的侦察机，落入了红军手中。这样，红军算是有了空军——虽然那飞机非常蹩脚。毛泽东特地去参观了这两架双翅膀、机翼是油布做成的飞机。林彪和聂荣臻分别在飞机前拍照留念。其中的一架，后来由一个红军驾驶员驾驶，飞到瑞金，曾使红都为之轰动。

毛泽东住进漳州发电厂附近一所天主教堂的“洋房”里。他的警卫员拿起脸盆去打水，到处找不着水井，不由得埋怨“洋房”的主人怎么平常不洗脸。直至毛泽东领着警卫员到自来水龙头前，拧开了龙头，水哗哗流出，使警卫员大为惊讶，以至当脸盆里的水满了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关上龙头——这些来自农村的红军战士们，还是头一回进入这样“阔气”的城市呢！毛泽东率红一军团东征，获得了大胜，又一次表明他的战略目光确实高人一等。

第四部分：瑞金浮沉经周恩来力争　毛泽东恢复总政委要职

就在毛泽东东征节节胜利的日子里，在上海，中共临时中央却正对毛泽东进行批判！

一篇代表中共临时中央的权威性文章，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周报》第三十七、第三十八期合刊上发表。这是一篇社论，题目很长，也很“鲜明”，即《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此文写于一九三二年四月四日，发表于同年四月二十五日。

作者何人？署名“洛甫”。“洛甫”，也就是张闻天，中共中央的一支笔。当时的他，跟王明、博古站在一起，唱着“左”的高调。人毕竟是人，不是神。张闻天走过曲折的路，全然是可以理解的。值得赞许的是，一九九○年出版的《张闻天文集》第一卷，全文收入了那篇社论的原文，毫不躲躲闪闪，文过饰非。文末，编者还为此文加了一段说明：

这是张闻天三十年代“左”倾错误的另一篇主要文章，一九四五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出此文是继续和发挥了九一八事变以后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观点的文件之一。张闻天本人整风中对此文也作过检讨。这篇文章的主要错误在于根据共产国际对形势和任务的指示，系统地论述了当时中央“左”倾错误的纲领。《张闻天文集》，第一卷，第二百七十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九○年版。

张闻天写的社论，这样不点名地批判毛泽东：

很明显，中央区的同志在这里表现出了浓厚的等待主义，等待敌人的进攻，等待新的胜利。他们始终没有能够利用客观上的顺利环境去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他们把“巩固苏区根据地”当做符咒一样的去念，把消灭“土围子”当做了巩固根据地的中心工作，以等待敌人的新的进攻，新的“坚壁清野”，新的“诱敌深入”与新的胜利。这种观点，实际上同样是对于反对统治的过分的估计所产生……目前的主要危险，是对于国民党统治的过分估计，与对于革命力量的估计不足的右倾机会主义！

一句话，毛泽东是“右倾机会主义”！

张闻天此文，在批判毛泽东的同时，也点名批评了“中央职工部的仲篪同志”在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观点”。“仲篪”是谁？刘少奇也。

紧接着，五月二十日，通过发报机电键的嗒嗒声，从上海传来中共临时中央一份长长的指示电。译报员译出电文时，脸上露出惊讶的神色，因为这份电报，点了毛泽东的名。电报称，毛泽东在三次反“围剿”中所采取的战略是完全错误的，是“纯粹防御路线”，是“游击主义”。电报指出，“泽东及其他纯粹防御路线的拥护者”们的“消极态度，将削弱我们的防御力量，是不能扩大与巩固苏区”，是当前“极大的危险”、“主要的危险”，“是过分估计与夸大敌人力量，是纯粹防御路线”，是“红军中游击主义的坏的残留”。电报指示中共苏区中央局领导，要“以说服的态度，设法争取他（指毛泽东——引者注）赞成积极斗争的路线，使他在红军及群众中宣传积极路线，争取党和红军的干部说服他的纯粹防御路线的错误与危险，公开讨论泽东的观点”。这份电报，最清楚地表明了中共临时中央对毛泽东的态度：如果毛泽东不转变立场，站到王明“左”倾路线这边来，那就要作为“主要的危险”、“极大的危险”予以解决！正在“随军行动”的毛泽东，并不知道中共临时中央的这份电报。他仍忙于指挥作战，只是深感以政府主席的身份指挥作战诸多不便。五月二十九日，正在闽南的红一军团奉“中革军委”的命令，千里回师赣南。原因是得知广东军阀陈济棠在广州召开军事会议，意欲进犯赣南。红一军团回师之后，也就不再成为“东路军”了。六月十七日，周恩来在汀州召开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上，作出贯彻中共临时中央指示，关于争取和完成江西及其邻近省区革命首先胜利的决议。会议决定取消东路军、西路军番号，恢复红一方面军建制，仍辖第一、第三、第五军团。恢复红一方面军建制，牵涉到一个敏感的问题：谁任总政委？因为原红一方面军的总司令为朱德，总政委为毛泽东。这次恢复建制，由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兼任总司令。照理，应当也恢复毛泽东的总政委职务。“朱毛红军”名震中国，便是因为朱是总司令，毛是总政委。可是，中共临时中央五月二十日的电报，使中共苏区中央局不敢恢复毛泽东的总政委职务。于是，采取了回避之策，即恢复建制时，不设总政委。

毛泽东依然被安排在第一军团“随军行动”。红军历来强调党的领导，红一方面军怎可不设总政委呢？中共苏区中央局曾提议周恩来任总政委，为周恩来所谢绝。周恩来深知，如果由他出任总政委，那就过分使毛泽东难堪，不如不设总政委。

七月中旬，周恩来赶赴前线，设在后方的中共苏区中央局由任弼时任代理书记（许多中共党史著作称代理书记为项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的《周恩来传》称代理书记为任弼时）。实际上，由于毛泽东“随军行动”，后方的政府工作由项英主持。项英也参与后方中共苏区中央局领导工作。七月二十一日，作为中共苏区中央局代表的周恩来，到达位于赣州之南的信丰县的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周恩来在跟朱德、王稼祥交谈中，在跟毛泽东交谈中，都发觉毛泽东以政府主席身份“随军行动”，确实很不方便。

这样，七月二十五日，周恩来与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

我们认为为前方作战指挥便利起见，以取消政府主席一级，改设总政治委员为妥，即以毛任总政委。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中革军委，关于行动方针中央局代表有决定权。

这就是说，红一方面军的“作战指挥权”属朱德、毛泽东，“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朱德，而“行动方针”决定权则属周恩来。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复电，不同意这一建议，仍坚持任命周恩来为总政委。为此，周恩来于七月二十九日，又以他个人名义去函中共苏区中央局，指出如果由他任总政委，将“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将无事可做”，而且毛泽东“以政府主席名义在前方，实在不便之至”，“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周恩来强调说，“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经周恩来再三坚持和力争，中共苏区中央局终于同意任命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于是，中革军委于八月八日发布如下通令：

奉中央政府命令，特任毛泽东同志为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现毛同志已到军中工作，我第一方面军全体战士，今后应坚决在朱总司令与毛总政治委员领导之下，一致为发展革命战争，争取革命在江西及邻近几省的首先胜利而努力。仰我全体战士一体知照。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王稼祥，彭德怀。就这样，毛泽东终于恢复他在赣南会议前的军内要职——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与此同时，“军事最高会议”在前方建立，由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四人组成，以周恩来为主席。

第四部分：瑞金浮沉前方和后方首脑为毛泽东产生严重分歧　1

说实在的，毛泽东能够复总政委之职，全然由于周恩来的力争，因为周恩来毕竟是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虽然周恩来按照组织手续为此向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任弼时请示，任弼时在作了一次否定之后，也不能不考虑到周恩来的职务，最后勉强同意了。

毛泽东的复职，却导致了前后方领导人物之间产生尖锐的矛盾。

前方——“军事最高会议”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

后方——中共苏区中央局任弼时、项英、邓发、顾作霖。

四比四，形成了对峙的局面，彼此顶牛。

在前方，虽说周恩来是“军事最高会议”主席，但他非常尊重毛泽东。朱德则是毛泽东的老搭档。王稼祥呢？他原是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派出的“三人团”之一，也曾经颇“左”，不过他跟毛泽东一起共事后，日渐转为支持毛泽东。这么一来，前方的核心人物实际上是毛泽东。王稼祥曾这样忆及他在龙冈跟毛泽东相识后的印象：

初见了几次面，他就给了我一个这样的印象：他是同我在中国和俄国所遇见的领导人是不相同的，是有其独特的地方，虽然我当时还掌握不住这些独特的地方。只觉得他所说的道理，既是那样简单明了，又是那样的有力并具有说服力。朱仲丽：《黎明与晚霞》，解放军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

原是“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王明的竭诚的拥护者王稼祥，自从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后，常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慢慢被毛泽东的魄力和魅力所征服。

后方的核心人物是任弼时。他是“三人团”的首席。进入中央苏区后，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组织部长。另一名“三人团”成员顾作霖则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长。任弼时后来成为毛泽东的忠诚的拥戴者、亲密无间的战友。不过，当他受命贯彻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路线而进入中央苏区时，他却唯王明、博古马首是瞻。正因为这样，主持赣南会议，批判毛泽东，便是他。自从读了张闻天在《红旗周报》上发表的社论，看了中共临时中央五月二十日密电，他更明白中共临时中央对毛泽东的排斥态度。正因为这样，他一而再地阻拦毛泽东恢复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之职。项英从一到中央苏区开始，他的党内职务便比毛泽东高。他跟毛泽东在工作中几度产生分歧。他也受过王明路线的排斥——因为他是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派往中央苏区的代表。项英此人，组织观念颇强。他没有出席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可是，当他从赣西南萧道德等人那里见到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的“十月来信”后，很快就表示服从王明路线的领导，受到任弼时的赏识。

在缴获公秉藩部队那个大功率无线电台后，一九三一年十月，中共苏区中央局接到中共临时中央第一号电报，便是关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选名单的指示：“政府执行委员名单，在任弼时处有。但须除去向忠发、周勉群、邝继勋，加徐锡根、陈绍禹、关向应、瞿秋白及各地苏维埃政府主席。人民委员会主席一人决定毛泽东、副主席二人张国焘与江西苏维埃政府主席。”这份电报，透露了任弼时地位的重要性。他前来中央苏区时，身边带着未来的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名单。

当时的江西苏维埃政府主席为曾山。照第一号电报的意见，政府副主席为张国焘、曾山。但是，任弼时在一九三一年十月三十一日以中共苏区中央局名义，致电中共临时中央，提议项英任政府副主席兼中央人民委员会副主席，曾山改任土地人民委员，得到了上海的同意。这样，项英主持了全苏“一大”，当选主席团主席，当选政府副主席兼中央人民委员会副主席，而且排名于张国焘之前。这么一来，项英更加听命于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了。至于顾作霖，作为“三人团”成员，当然倒向任弼时。作为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的邓发，当时思想也“左”倾，他在肃反中搞扩大化便反映了他的“左”倾思想。前后方“四对四”的矛盾，围绕着毛泽东的复职，猛烈地爆发了！第一个回合是在八月二十四日，红一方面军原计划攻打江西东部重镇南城。毛泽东发觉那里已有敌三个师十七个团兵力守卫，主张不动。周、毛、朱、王意见一致。周恩来致电后方。八月二十八日，后方中共苏区中央局来电，认为前方不攻南城，是错误的决定，要求红军主力绕至宜黄一带寻战敌军主力陈诚部队。前方只得遵命，结果在向宜黄一带移动时遭敌袭击，一个多团失去联络。

第四部分：瑞金浮沉前方和后方首脑为毛泽东产生严重分歧　2

第二个回合是在九月二十三日，敌增援六个师，后方要前方“攻城打援”。前方，周、毛、朱、王两次致电后方：“在目前敌情与方面军现有力量条件下，攻城打增援部队是无把握的；若因求战心切，鲁莽从事，结果反会费时无功，徒劳兵力，欲速反慢，而造成更大不利局面。”可是，后方于九月二十五日复电，仍坚持要前方“积极地出击敌军”！九月二十六日，周、毛、朱、王又致电后方，表示不能“打强大增援敌队，此请中央局特别注意”！红军好不容易建立起的无线电台，本来是为指挥作战提供快捷通讯，此时却被前、后方首脑间无休止的争论所困惑。前、后方的战略意图如此南辕北辙，在红军作战史上也是空前罕见的。说穿了，无非是后方首脑以为毛泽东复职，等于“右倾机会主义”上台，叫你打南城你不打，叫你攻城打援你又不打，不是“右倾”是什么？前方呢，首脑们面对敌军，深知敌情，不能不量力而行。

论指挥打仗，毛泽东确有一套过人的才略。指挥三次反“围剿”时，军权集中在他一人手中，打得潇洒，打得自如。眼下，他要左请示，右汇报，把他也弄得很不自在。终于，在第三个回合，前、后方的争执白热化了。

那是九月二十六日，前方忍无可忍，决定置瞎指挥的后方首脑们于不顾，以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毛泽东的名义，发布了《在敌人尚未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以下简称《训令》）。这个《训令》是得到“军事最高会议”及其主席周恩来同意发出的。《训令》指出，蒋介石正在准备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但是，目前“敌人坚守据点”。在这样的形势下，红一方面军应该抓紧时间，在向北地区做群众工作，“争取和赤化北面敌人这些据点附近的地区和群众”，以求“造成更有利于与北面敌人决战和消灭敌人主力的条件”。当无线电波把《训令》从前方传到瑞金，后方首脑大为震怒。当时，项英和邓发出差到闽西去了，主持工作的任弼时接连给前方发电报，表示坚决反对。九月二十九日，后方电周、毛、朱、王，作了明确的否定表态：“九月二十六日训令收到，我们认为这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部署，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行动。”

九月三十日，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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