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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部分（第1页）

思想一道，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写进《中国共产党章程》，这是我们党在政治上、理论上成熟与清醒的表现，充分显示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具有在国内外复杂形势下驾驭局势的能力，不愧是党的事业的忠实继承者和开拓者，能够领导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不断夺取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胜利。作为一名老党员、老战士，我对此充满信心。

“群龙得首自腾翔，路线精通走一行。左右高低能修正，天空无限任飞扬。”让我们高举起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满怀豪情地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

七大会议作为我党历史上重要的一次宏图盛会，将永载史册，永放光芒！

（方强）

第三部分第78节　孙毅回忆“七大”（1）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隆重举行。会前，按照地区选举代表，我被晋察冀边区选为七大正式代表，光荣地出席了这次大会，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光阴似箭，转眼五十多年过去了，每当回忆起五十多年前在革命圣地延安出席党的七大的幸福情景，心中就激动不已，那动人的场面还历历在目。

我参加七大很光荣，学习了不少东西。

七大召开前，按党员数量比例，晋察冀的正式代表和候补代表都不够。一些人回前方去了，像李葆华是七大代表，但他1944年回晋察冀传达整风精神去了，不能回延安参加七大。于是，中央便把在延安的晋察冀边区干部集合起来开会，补选代表。开始我和爱人田秀涓都不是代表，是后来增补上的。我是七大正式代表，田秀涓是候补代表。

大会的前两天，召开了预备会议。毛主席在会上作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的讲话，阐明七大的工作方针是：团结一致，争取胜利。他指出，大会的眼睛要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我们现在还没有胜利，前面还有困难，必须谨慎谦虚，不要骄傲急躁，全党要团结得像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

毛主席在大会上致开幕词和闭幕词，并作了政治报告。朱德作了《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刘少奇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周恩来在会上作了《论统一战线》的重要发言。这些报告和发言从各个方面论述党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组织路线的基本精神，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并对各条战线的任务和政策提出了具体意见。大会经过详尽的讨论，一致通过关于政治、军事、组织方面的报告，通过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和新的党章。

毛主席《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当时印发给我们代表，有一大本。他讲的时候是重点地讲，发挥得很深刻。他起码讲了有两个半小时到三小时，发挥了《论联合政府》中的思想，不是照本宣读。最后的闭幕词也讲得比较深刻，用愚公移山这个故事做总结，“愚公移山”，说明只要大家同心协力、贯彻党的路线，最后总是可以完成任务的。在七大召开的过程中，我们确定了自己的领袖，把毛泽东思想写进了党章，要求贯彻毛泽东思想。毛主席很谦虚。我坐在会场几百人中间，毛主席说话听得很清楚，大家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接着说：“我52岁！”很谦虚的。毛主席讲七大的路线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的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新中国。这个路线是很对的、是正确的。

七大充满了民主和团结的气氛。在讨论大会的报告和发言中，许多代表畅所欲言，或者具体地总结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积累起来的经验教训，或者对过去党内所犯的错误，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深入开展批评，一些犯过错误的同志也进行了自我批评。大会对犯错误的同志进行了耐心的帮助和教育。毛主席在大会的报告和讲话中，对犯错误的同志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既看到他们犯错误的一面，又充分地肯定他们对党对革命做出贡献的一面。

整个会议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像周恩来、彭德怀等好多人都进行了自我批评，毛主席也有自我批评。所以，整个会议贯彻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这个会开得好。批评、自我批评展开了，大家都自我批评、相互批评。相互批评是不指名的批评。不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会开不好，光作报告还不行。为了开好这个会，毛主席做了很多的工作，大体思想上成熟了才开会。经过几年的路线学习，大家认识都提高了，树立了毛泽东作为全党的领袖的思想，树立了毛主席思想指导全党的意识，所以七大开成了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在小组讨论会上，我怀着激动的心情，畅谈了自己1944年12月奔赴延安之后，一直到参加党的七大，这段时间里自己的收获体会，同志们听了，报以热烈的掌声。

我是从旧军队过来的人，思想深处潜存的非无产阶级意识和作风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消除。加上自己性情急躁，爱发脾气，对同志恨铁不成钢，所以在平时工作中得罪了不少人。通过七大前的整风学习，自己深刻检查了身上的缺点，欢迎同志们给自己提意见，收获很大，印象很深，对我确实有触动，一些事情使我终生难忘。

在抗大二分校整风学习运动中，高上科（高级科、上级科）有个学员，因犯有男女关系方面的错误，队上开会批评他，他不仅不接受批评，反诬好人。队长多次通知他到会，他以红军老干部和当过某军分区副团长摆老资格，拒不出席会议，甚至躲进医院避风，态度蛮横。

当队上要处分这个学员时，我说：“批评要抓紧，组织处理可略缓，我要派人再核实一下事实，并要亲自找他谈一次话。”

队长又来找我说：“他还是不到会，校长，你看怎么办？”

我说：“你告诉他，他是一个共产党员，党组织批评他所犯的错误，他应无条件到会嘛！”我接着说：“你第三次通知他，如果他还是不到会，用担架把他抬来，出席党的会议。”

这一带强制性的办法还算灵，他没有让人抬来，而是自己步行走进支部大会的会场，接受同志们的批评和帮助。

从此，这个学员对队长不满，见了我这个校长如同见到仇人一般。他利用住院的机会，四处搜罗整风运动中人们给我提的意见，不加分析地统统列成我在二分校所犯“错误”的材料。

1943年4月，二分校高上科五百多人调赴延安，那个犯错误的学员随队编入中央党校第二部，参加整风学习。他认为时机已到，借着“知无不言，言者无罪”的名义，在二部全体人员大会上，在我缺席的情况下，大骂我三个钟头。说我是家长式的领导作风，官僚主义的典型，旧军阀式的带兵方法。还说我让团级干部和战士一样跑步，手里经常拿着一根小木棍，看着谁不顺眼，就打谁的屁股。在他的眼里，我这个校长连国民党的军官都不如。他还在中央几个大单位的会场上，作过同样内容的发言。这种有轰动效应的发言，为延安的街头巷尾增加了议论的新话题。

1944年10月中旬，在延安参加整党学习的聂荣臻司令员来电报，通知我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我和老伴田秀涓加上地方干部共20多人，组成一个小分队，由我带队，离开了晋察冀边区。我们步行一个半月，于12月初抵达革命圣地延安。

在距延安30里路的地方有所和平医院，我听说刘伯承老校长在那里住院，便决定顺便去看看他。见面后，我同刘校长亲切握手，向他表示问候。“全党都在整顿三风，这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我赞成你到党校学习。”刘校长问明来意后亲切地说。

“这一次是我主动要求来学习的，得到了上面的批准。”我回答。

“你们二分校有个干部，在中央党校二部发言，骂了你三个钟头，骂得你狗血淋头，不是人样了。我在这里看过他的一份发言稿，足有1万多字。”

“我在二分校执教多年，工作中肯定有不少缺点错误，人家批评，对我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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