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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部分（第2页）

第五部分第117节　雷英夫回忆抗美援朝（8）

第三次战役之后，我军的弱点也越来越明显，那就是武器太差，战线长，机动能力差，战场补给困难，进攻作战只能打一个礼拜。敌人称我们是“礼拜攻势”。美军利用跑得快、火力强、有空中保护伞、有海上保护圈等优势，诱我主力继续南追，然后重演仁川登陆的故伎，使我陷入战略上的被动地位。

这时候，有些人，比如苏联驻朝鲜大使拉佐瓦耶夫，被敌人的撤退假象所迷惑，力主我军乘胜追击，一鼓作气，把美军赶下海去。他认为只要一追，敌人就会从朝鲜撤退，朝鲜战争即可胜利结束。

久经沙场的彭老总断然拒绝了拉佐瓦耶夫的建议，并且与这位大使发生了激烈争论。这位大使把事情反映到斯大林那里，说打了胜仗不追击，哪有这样的司令呢？

彭老总也原原本本地把他和拉佐瓦耶夫的争论报告了毛主席。理由很简单，我军经过三次战役已经疲劳得很，战斗和非战斗减员约占半数，后方补给线拉长到几百公里，物资供应跟不上，东西海岸防御空虚，翼侧暴露。假如冒险追击，一旦敌人从东西海岸登陆，对我军威胁极大。

毛主席非常赞同彭老总的意见，并且立即把彭老总的电报转给斯大林，征求斯大林的意见。斯大林毕竟是军事家，他一眼就看出彭老总的精于运筹，于是马上复电毛主席和中共中央，表示完全赞成彭总的意见，认为“毫无异议，真理在彭德怀同志手里”，说彭总“以那劣势装备打败了世界上最强大最狡猾的帝国主义，是当代天才的统帅”。斯大林还十分严厉地批评了拉佐瓦耶夫，说他根本不懂军事，不准他再干扰彭总的指挥，紧接着便把拉佐瓦耶夫调离了朝鲜。

1952年7月，彭德怀在中南海居仁堂作战室回顾当时的情况时说了这么一段话：“我打了一辈子仗，从来没有害怕过。但我军一过三八线向南走，环顾前后左右，一看到部队的实际困难情况，心里实在感到不安，我怎么能拿百万军队的生命作儿戏呢！”

当时，我们作战室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也作过一些假设：如果那时我军有制空权，有两个机动兵团，有万把辆汽车保障部队供应，那么彭总自然会大胆地实施战略追击的，会主动寻求决战，尽早把美军消灭掉或赶出去。这三个条件一个也没有，那就不能拿战争开玩笑，只能实事求是地办事，断然停止战略追击。

有了三次战役经验，后来又相继发动了第四第五次战役之后，到了1951年6月，朝鲜战场上形成了双方的战略对峙状态，无论敌人怎么发动进攻，战线都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尽管美国纠集了16个国家联合行动，但除了美国之外，其余国家出兵只是象征性的，而且多是应付差事，并没有什么积极行动，也无战斗力，在战斗中一触即溃。但中朝两国军队却越战越强，是美军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从没遇到过的对手。

美国深恐中朝军队越过三八线向前推进，那时会弄得美国更加难堪，甚至一败涂地，后果不堪设想，于是急忙建议双方停战议和，以便把中朝军队阻止在三八线一带。这样，既可保住面子，也可维持四分五裂的阵营，以免丢脸和遭受更大的损失，因为在侵朝战争中蒙受损失最大的是美国。

于是，美国两次向苏联表示，希望苏联能从中斡旋，说明美国愿意立即停火，然后谈判议和。斯大林也向我方建议考虑美国人的提议，说明美国人对侵略战争的前途是焦急和忧虑的。

6月23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提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立即进行停战谈判的主张，我方立即响应，而这也是美国人所希望的。是年7月10日，交战双方开始正式谈判。美国人虽然坐下来谈判了，但在谈判桌上又缺乏诚意，多次提出非常无理的要求，一会儿要把军事分界线划到三八线以北的高城、群南雁里一线，妄图在谈判桌上得到战场上没有得到的13000多平方公里土地；一会儿又要把几万名朝中被俘人员扣留下来，充当炮灰；一会儿又要中朝方面赔偿他的“空海军优势代价”等等，妄图重温帝国主义国家同对方签订不平等条约的美梦。

敌人的目的很明确，是利用和谈来进一步推行其侵略计划。这套诡计对我们一点也不新鲜，蒋介石用过，马歇尔用过，一个个都失败了。

毛主席的对策仍是老办法：“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就是以谈对谈，以打对打，谈谈打打，互相配合，互相促进，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使敌人明白，我们是企望和平的，战争也不怕，两样都可以干。

经过整整两年战场上和谈判桌上的反复较量，美帝国主义由于连续失败，内外交困，实在没有办法了，才于1953年7月27日被迫签订了停战协定。这一停战协定宣布了美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失败，宣布了中朝两国人民军事外交上的重大胜利。美国侵朝军队总司令克拉克在签订停战协定后哀叹：“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统帅。”

（雷英夫）

第五部分第118节　薄一波回忆三反运动（1）

在取得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胜利的基础上，党中央、毛主席在1951年底又发动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这是我们党执政后自觉地抵制和克服资产阶级对党的腐蚀，保持共产党人廉政为民本色的一次成功实践。

“三反”运动中处决刘青山、张子善的果断决定，不仅在当时起到了振聋发聩、扶正祛邪的良好效果，而且几十年之后，人们记忆犹新。今天，我们所处的历史条件和面临的任务已不同于那个时候了，我们完全可以而且应当主要依靠法制来惩治经济犯罪和其他犯罪活动，不必再采取“三反”这种群众运动的方式。但是，“三反”运动在充分依靠群众同犯罪现象作斗争，在坚决惩治腐败、防止腐蚀、从严治党等方面留下的宝贵经验，以及当时广大干部和群众的那种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革命精神，却是值得我们代代相传的。

当年，党中央、政务院授命我主持“三反”工作。我想，今天对这段历史的回顾，对于我们当前和今后的惩治腐败现象，加强干部队伍廉政建设的工作，可能会有一些借鉴作用。

关于“三反”的起因和发动，毛主席在1951年12月13日凌晨给各大区中央局主要负责人的电报中曾经讲到：“发现贪污问题的严重性和大规模地惩治贪污分子，从东北开始，是由高岗同志亲自动手的。中央方面委托薄一波同志负总责，北京市由彭真同志负责，现已全体动起来了。”

事情还可以往前追溯。这一年10月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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