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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部分（第1页）

以前的错误。我站在一边，不仅丝毫未受到感动，反而觉得可笑。

到了一九九三年上半年，女友仍然不断给我来信，起初频率大约是一个星期一封，每一封少的要写六、七张纸，多的写十三、四页。我看到她的信，心里稍稍解了点气，但依旧懒得回信。期间我还在“五·一”前后回了一次山西，到山西财经学院找了她一次。

一九九三年暑假我放假回家，因为要路过太原市转车，就想到山西财经学院去看看女友，顺便跟她一起回家。到了山西财经学院她宿舍一看，没找到人，心想可能回家了，于是在学校大门口等公共汽车到火车站。正在等车时，我看到对面一辆公共汽车下来两个人，其中一个是我的女友，另一个是个男学生，他们手拉着手。当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两人似乎沉浸在幸福之中，根本就没有注意到我。我做了一次克格勃，不动声色地尾随他们进了女友的宿舍。当我推开门时，看到那男生躺在女友床上，女友正坐在床边。见到我来了，女友先是错愕，平静下来后介绍说：这是我的大学同学，这是我的高中同学。一分钟以后，女友就让那个男学生走了。那个男生走了以后，女友又对我说，那人只是一个比较要好的同学，没有什么。我也不是傻子，当然看得出来这是在撒谎，但当时我冷笑着，也并没有戳穿她。

我先于女友回了家，女友也仍和从前一样来找我，好象没有被我发现一样。只是这一次放假，两人之间的感觉更加疏远了。有一次，女友也对我历数了我好多不是，还对我说：小亚，你快点长大吧，别总象个孩子；我需要你坚实的肩膀，你不能总是让我心里没底。我听了这话，心里有些反感，但那时我已经逐渐适应学校的生活了，心情开朗了一些，所以控制住了情绪，在暑假期间也始终没和她摊牌。我开学走时女友又来送我，在火车站临上车时，我给她丢下冷冰冰的一句话：“我等你的悔过书。”等火车开动时，我看见女友又跟着火车跑了一段跟我挥手，眼神似乎跟往常不同。当时也没有多想，后来才领悟到这是在跟我们之间的情感永别。

回到学校以后，我等了两个礼拜后不耐烦了，就决定不再等下去。于是，我花了整整两天时间，写了一封大约四十多页的绝交信，回顾了我们长达五年零六个月的感情史，告诉她已经没有交往下去的可能。当时写这封信的时候，我的心里也非常难受，一边写一边哭。那封信写得十分尖刻，充满了嘲讽和指责。我觉得那样的信，是没人能够回得了的。果然，她没有回信。

后来我们还见过两次面，第一次是在一九九四年春节。见面时那女孩哭着说，她把一生最纯洁的感情给了我，是我误解了她，问我有没有和好的可能。听着听着，我的眼泪也夺眶而出，轻轻地握住了她的手，几乎动了心。第二次见面则是在一九九五年的春节，已经都相当平静了。我参加工作以后，还收到过她的一封来信，信中表达了她对自己的分配前景的忧虑，我没有回信。就这样，我们失去了联系。

这些事情已经过去十多年了，我们也各自有了家庭，也很少想起这些事情了。现在再回想起来，我们两个人都有一些错误。女友的错误，在于缺乏为爱情而牺牲的勇气。而我的错误，则在于为爱情作出一些牺牲之后，把这种牺牲当作资本苛求她。我那时心胸狭隘，确实不够一个男子汉，总是陷在以前痛苦的回忆里，又因为大学里成绩不好而心情烦躁，不能原谅她以前年幼而给我造成的那些伤害；总是以一种盛气凌人、居高临下的姿态对待她，斥责她，折磨她，给她的心灵造成了创伤。为了这些，我现在反而感到有些愧疚。

唉，不说了，毕竟那时我们都很年轻……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九章　我的大学（1991～1995）　十、惨淡经营

一九九二年春节卖花灯生意的失败，没有让我的母亲退缩与气馁。她从第一次的失败中吸取了教训，到处请教老师傅，把花色品种增加到了十个。为了增加产量、节约成本，父母二人没有雇佣别人，自己每天劳作十五、六个小时，也从不休星期天。糊花灯时，经常满手粘的都是胶水，也没时间做饭，二人就天天弄点青菜，下点挂面或者方便面吃。当时，父亲已经五十七岁了，每天趴在电焊机上这么长时间，导致肩周活动不便，我放假回家时，看到父亲在院子里那棵白杨树上钉了一个螺丝刀，肩膀疼的时候，就在上面蹭一蹭。后来，我参加工作的头一年回家，就给父亲买了一个按摩棒，父亲后来说那个按摩棒挺好用的。

到了九十年代初期，我父亲所在的铁Z局开始走进半死不活的困境。八十年代中后期，伴随着百万大裁军，十几个铁道兵师转业为铁路工程局。这些工程局大都是由年富力强的转业兵组成，技术过硬，战斗力强，离退休人员少。此时我国已转向市场经济，企业要参与竞争自己找活干，铁Z局和人家一比，哪样也不占优势，在竞争中渐渐败下阵来。

除此之外，由于铁Z局建局时间长，很多老职工退休以后，都是其子弟“接班”参加工作。铁Z局是大单位，“铁老大”，在计划经济年代中享有比一般国有企业高得多的地位，故有不少工人子弟从小就养成一种优越感，也不好好念书，就等着父辈退休自己顶班。上了班以后，新一辈很少有老工人那么肯吃苦耐劳的，缺乏责任心，干活时拈轻怕重、互相推委，马马虎虎、敷衍了事，故工作中重大事故接连不断。九十年代初，铁Z局一些人在徐州附近野蛮施工，推土机一下子铲断了华东地区通信总电缆，造成整个华东地区包括上海通讯中断好几个小时；在上海浦东码头施工时，打桩机翻倒，造成一场特大伤亡事故。这两个大事故，在当年全都成为中央和地方媒体的关注焦点。从那以后，铁Z局恶名远扬，招标时别人一听是铁Z局都敬而远之。招不来工程，完全靠国家照顾性质的一点任务过日子，单位常常开不出工资，四万五千名职工大部分下岗在家。这些职工中，有好多是一家上下两代几口人都在铁Z局工作，生活极度艰难。

一九九二年我姐姐大专毕业，学校里分配的就业岗位非常差劲，全都在一些偏僻的山区小县。当时，我叔叔刚从东北调到北京附近的廊坊市，母亲就有意让叔叔托托门子在廊坊找一个工作。只是当时叔叔自己也是刚刚调去，还不认识几个人，因此一下子找不来好工作。我母亲到学校一打听，假如分配去了那些山区小县，那么将来从当地人事局调动就很困难了；如果此时不服从分配，则档案仍然可以暂时保留在学校里，第二年可以再以毕业分配的名义派遣。权衡再三，母亲给学校管分配的领导送了一些礼以后，就让姐姐再等一年。在这一年里，姐姐就留在家里和父母一起做灯笼。

到一九九三年春节我放假回家时，一进门就看到屋里堆满了灯笼，父亲、母亲和姐姐三人都在忙活。我也一放下行李，就开始干活。正月初七，我们在太原钟楼街靠西端的小白楼商场门口租了一个临街的窗口，开始上货。

钟楼街是太原市的主要商业区，每天人来人往的。因此，为了交通顺畅，钟楼街自早晨七点就不许汽车通行了。我们家的灯笼，全要靠租太谷跑太原的营运面包车运输，每天早晨必须在六点半之前到达钟楼街卸货，否则警察抓住要罚款。太谷到太原有一百公里路，汽车要开上整整一个半小时才能抵达，再此之前还要装车。花灯这东西比较娇贵，碰不得挤不得压不得，为了节约运费还要尽量多装，因此每天我们家凌晨四点钟就要起来装货。

山西地处北方黄土高原，冬天凌晨的气温非常低，一般是零下十五度到二十度，最冷的年份可以达到零下二十五度。我们家到太原卖货时，一般都是我和母亲两人一起去，姐姐和父亲看家装车。那时也没有电话，有时候需要取什么零部件，都要专门跑一趟。头天晚上坐火车十一点到家，第二天凌晨四点跟着送货的车到太原。有几次我坐在车上，虽然非常困，但车里温度实在太低了，怎么也睡不着。到了太原下车卸货以后，我冻得双脸发麻，光会张嘴，就是说不出话来。母亲比我还要辛苦，这样的情形更是家常便饭。

一九九三年的春节山西特别冷，最低气温总是零下二十多度。偏偏我们租的小白楼商场是早晨八点半开门，因此从卸货到开门中间的一个半小时，成了我们最难捱的时间。又冷、又饿、又困，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还片刻不能离开货物：一怕犯法的盗贼偷，二怕执法的城管夺。寒冷的北风，刮在脸上如同刀割。我母亲心疼我，总是让我到背风的地方站着暖和一下。当时我已经懂得心疼母亲，就跟她换着班去背风的地方站。

卖灯笼时需要把灯笼挂到户外人们才能看到，因此这就成了城管敲诈的一个理由。中国的城管真是一个怪胎，无孔不入、无所不至，见了多可怜的人都要去敲诈勒索。就我们卖灯笼这种小买卖，也要给他们买烟、塞钱，才能得以干下去。有一次，城管提前上街执法，我们家刚从车上卸了货，小白楼商场又没开门，那帮城管咋咋呼呼地，非要没收我们的货物不可。好在母亲这个人善于跟各式各样的人打交道，话也说的好听，塞了点钱以后，那帮城管也就走了。

前面提到过，太原这个地方空气污染严重。当地人每天回家可以洗洗涮涮，可我们这些外地来的卖灯的就没有这个条件了。为了省钱，我和母亲住五块钱一天的小旅社，里面自然没条件洗头洗澡，只好就那么脏着。平时吃饭，就随便在街上吃点凉皮或者泡方便面对付。有一天，姐姐来替我，晚上收了摊，母亲一看今天卖了两千多块，挺高兴，就说咱们吃点好的吧。于是她俩来到一家“加州牛肉面大王”，想吃点牛肉面。可人家门童一看母女俩蓬头垢面的以为是叫花子，就说已经关门了，不让进。其实母亲看得清清楚楚，就在他们理论的时候，饭店里依旧人来人往的。不过母亲也没跟他们争吵，扭头领着姐姐回旅社吃方便面去了。

不过，我们的辛苦没有白费。那年我们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把我们那个柜台布置得琳琅满目、姹紫嫣红，招徕了很多顾客。其中有一个古交来的煤炭老板，到了我们的摊子前面，这种要两个，那种要一对，一个人就买走一千五百多块钱的货，连价都不还，还直夸我们家的货好。最后一结帐，那年我们一共卖了八千块钱的货。元宵节卖完灯笼回家数钱时，一家人把从一块两块到一百元的钞票都摊在床上按面额分类，铺了好大一片。最后我算完账，报出“八千”这个数字时，全家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九章　我的大学（1991～1995）　十一、罢餐事件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拜金主义逐渐兴盛起来。假如说八十年代的大学生们每日谈论的都是理想，那么九十年代的大学生更喜欢钱。那时的大学校园内每到周末，就会有不少豪华的轿车停在女生楼门口。知情者告诉我说，这些都是接那些“傍大款”的女生们出去过夜的、大款们的车。

有些女生“傍大款”，有些女生则出去卖淫。刚进学校时，我们山西老乡聚会，我认识了一个女老乡。那个女生长得在我看来算中上等，但身材不错。当时她还显得比较有才华，学校广播站经常播送她写的一些稿子。后来学校搞时装表演队，她还成为模特儿。上大学头一年我们还挺热乎，经常在一起聚一聚，但后来渐渐地各忙各的，很少来往了。到一九九三年的一天，我突然在开会时听到老师传达她被开除的处分。原来，本来家庭条件还不算差的她到大城市生活了几年，看着到处的诱惑，大概渐渐地感觉到钱不够用了，就跑到学校附近一家大宾馆里做起了皮肉生意，结果在卖淫时被公安局“扫黄”抓到了。

一九九三年的春天，伴随着农产品价格放开和基建过热，又一次剧烈的通货膨胀发生了，后来有资料说那年物价指数上涨了百分之二十三。并且，由于粮价放开、取消粮食凭证供应等改革措施的实施，粮食和副食品价格上涨幅度更大。反映在学校里，就是食堂饭菜价格涨了一倍半，质量还不断下降。上过大学的人都知道，当时大学总务后勤这一块是肥缺，食堂的员工大都是校领导的七大姑子八大姨。这帮人狐假虎威，对待学生的态度非常恶劣，打骂学生的事经常发生。由于缺乏责任心和竞争机制，他们做出的饭菜越来越难以下咽，馒头没发开、米饭里有沙子、菜里有虫子的情形时有发生。食堂里的那帮人做韭菜炒鸡蛋时，下面全是韭菜，上面铺一层薄薄的鸡蛋，看上去挺好看；只要一把钱给他，他就用勺子在鸡蛋下面抠呀挖呀，盛进碗里的都是韭菜。而学生吃的大米，不知道是哪一年出产的，全都是黄黄的，蒸出来的米饭要么一盘散沙，要么坚若磐石。

当时我是系学生会和分团委宣传部长，认为自己有义务向上级反映这件事，很自然地想到“通过正常渠道”。恰好，学生会的生活部长也与我有同样感受。于是，在一次系团委会议上，我们俩就把饭菜价格过高、质量太差和学生们的不满情绪向列席的校团委副书记（「注」校团委副书记是学校政工人员）反映了。可那个副书记一听，却一脸的不屑，居然教训了我们一番：“你们这些学生要求太高了，现在的条件还不够好？我上大学时，还没有正经食堂呢，都是露天吃饭。”我们俩听了他这番话十分气愤，心想看来这“正常渠道”是难以奏效了。等会议结束以后，我们两个不约而同地留了下来。生活部长恨恨地骂道：“他妈的，跟这帮王八蛋就不能说人话，他们听不懂的。”我也气愤地说道：“就是，说他妈的什么他们上学时在操场里吃饭，狗屁！那古时候人还吃人呢！”生活部长又说：“既然有话好好说不行，那老子们就搞出点严重的事来，敲打敲打这帮龟孙子。”我一听，正合我意。

当天夜里，我们两个就在学生会办公室里，书写了十几张大字报和几十张小字报，声讨令人厌恶的“火头军”，并号召大家第二天中午集体罢餐。由于怕别人看出我们的笔迹，我们故意把字迹写的非常潦草。当天夜里熄灯以后，我们乘着夜幕分头行动，把这些告示张贴于各宿舍楼、食堂和教室门口，第二天一大早学生们就都看到了。

由于学生们的不满情绪早已经积聚了很久，我们的这些告示就如同在干柴上扔了一个燃烧的火炬，霎时间出现了星火燎原的形势。第二天中午，一场全校规模的罢餐运动开始了。当时，校园里口号声、摔东西声、鞭炮声此起彼伏，食堂做好了饭菜却静悄悄的没人去，还出现了不少声援、响应我们号召的标语和口号。政工人员一看就着急了，如同没头苍蝇一样到处乱撞，又是说服，又是威胁。后来还来了几个穿警察制服人把告示照了下来。我和生活部长两人在楼道里碰到了，相视一笑，假装什么都没发生。当系里的政工人员来时，我甚至还帮助他们对学生进行劝导，心中却偷着乐。然而，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的缺点——过激现象很快表露出来了：三十七号宿舍楼的一些学生觉得仅仅喊喊口号、摔摔东西不能发泄自己的怒火，就点燃了楼下一间空置的售货亭。当我看到火焰腾空而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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