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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1995～1999）　八、如此改革

一九九六年夏秋之交，人事处新调来一个处长。这位新处长姓申，将近五十岁了，精力充沛。申处长一来我们处，看着几个年轻的面孔，兴奋地连声说：“好！好！组织部里的年轻人！有希望，有前途！我初来乍到，工作不熟悉，向你们多学习！”从那以后事事都要我们拿主意，办完以后告诉他一声就行了，他的回答是千篇一律的“哦！好，好！”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申处长一上任就开始大刀阔斧地“改革”。改什么呢？应当说前任留下的底子还算不错，我刚一进行时还感觉到某些正气。但是申处长急于建立新功，就说：要改革，非改不可。于是他陪着老板跑到深圳“考察”了一番金融业，回来时就已经成竹在胸了。

申处长开始让我们夜以继日地整理改革思路。应该说，一开始我还真以为这种改革是借鉴了人家的先进经验，以为这种改革能够解决好客观存在的人浮于事、任人唯亲、机构臃肿等弊端的。因此，我以一种很认真的态度对待这件事，可以说每一句话都是字斟句酌，每一个数字都反复演算。然而，当时我就有种感觉：申处长的改革太急功近利、太流于浮躁了，因为人事体制改革涉及到成千上万名职工的切身利益，稍微处理不好就会引起矛盾，在没有充分调查研究和取得试点经验的情况下就在全行推广，是不是太轻率了？

第一个“改革举措”就是“适当拉大拉开收入差距”。申处长和计财处的贾处长共同定了方案，根据行政职务来确定收入系数，把行长与普通员工的名义收入差距从二点五比一扩大到五点一比一，正处级的差距从二点一比一扩大到四点五比一，副处以下变动不大。由于工资总量是由总行控制的，不能突破，因此根据方案一测算，行领导、正处级名义收入几乎翻了一番，副处级增长百分之三十，正副科级以下基本持平，普通职工下降百分之三十。这就是“改革”，实际上是把职工收入的一部分转到了少数人手里。方案一出，全行哗然，在分行人事工作会议上，各二级分行和支行纷纷提出尖锐的批评意见，但是行长力排众议，强行执行贯彻执行了。

其实谁都知道，很多国有企业的领导在用车、住房、医疗……等等一切方面都享有职工不可比拟的特权。比如说住房，领导们的住房不仅面积是普通职工的三倍，而且占据了最好的地段、最好的楼层、最好的朝向，按市场价格计算，光住房一项“领导”们就比职工多得到数十万元甚至更多；再比如说用车，领导们比拥有私车还划算，说是“公车”，但实际上有几个单位的领导肯把自己的车拿出来“公用”的？车位、修理、耗油、过路过桥……一切都是公家出钱。光行长一个人就拥有两部坐车：平时坐凌志；应付上级检查时坐皇冠3。0。这实际上就是一种隐性收入或者灰色收入。此外，在九十年代初期搞市场经济时，有很多上市公司为拉关系、搞贷款无偿赠送原始股，通常数以万计，一旦上市后就价格不菲、获利很多。普通的职工哪里有这种待遇？这在全国金融系统里已经是公开的秘密。然而某些人并不以此为满足，非要从职工那里挖掉一块不可。可悲的是，“改革”大权掌握在这些人手里，这种“改革”就成了他们敛聚财富的一种手段。我还注意到在这个方案中，正处级和行级的差距始终不大，而副处级则差了一倍，这恐怕是因为制订政策的申处长和计财处的贾处长都是正处级的缘故。在那年的工作总结上，申处长让我写下了如下的话：“实行拉大拉开收入差距以后，极大地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出现了人人比奉献比业绩的可喜局面”。

第二个“改革举措”就是“实现下岗分流，人员精简”。正式职工不太好惹，就从临时工开刀。于是数以百计的储蓄岗位临时工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工作，丢掉了饭碗。处长对这个改革举措的评语是：“精简了人员，提高了效率，使职工普遍产生了危机感，全行职工精神面貌为之一振。”

第三个“改革举措”是“精简机构”。由于分行有二十多个处室，每个处室各管一摊，支行也有对应的科室。机构臃肿的现象的确是存在的，但是问题出在各个环节，特别是总行和分行。申处长大刀阔斧地砍掉了支行的一半多处室，可分行机构纹丝不动，于是各个支行不得不一个科室对几个婆婆，光开会和收发文件都忙不过来。机构精简了，但是人员却没法安排，那么多“科级”、“副科级”怎么办？于是想出几个新名词“科级调研员”、“享受科级待遇”和“科级行员”，干科员的事，拿科长的钱，又引起了普通职工与这些人之间的矛盾。退下来的科长、副科长们也不服气，都不好好干。

就这样，“改革新举措”一个接一个出笼，三把火把全行烧的乌烟瘴气。我们私下里给申处长和计财处贾处长起了个绰号：“改革家”。只要有谁被处长叫到办公室里，出来以后大家都调侃般问：“怎么样，‘改革家’又有什么‘改革新举措？’”后来慢慢地，“改革家”的绰号传到了全行，很多人都这么叫。我们又觉得他们可能也听到了，觉得这么叫太刺耳，于是用了隐晦的叫法：英文“Reformer”，汉语音译为“瑞富门”。

随着我的深入观察和思考，我发现这些既得利益者们所倡导的“改革”实际上是一种打着改革旗号的掠夺。他们的每一条措施都显得“跟中央保持着一致”，都有一条冠冕堂皇的理由，可实际上却是对诚实劳动者的剥削。因此我渐渐地对这种“改革”产生了厌恶和抵触情绪，开始怀疑自己每天做这些工作究竟有什么实际意义？我的价值在哪里？我意识到自己无意中成为了他们的帮闲。

由于“拉开拉大收入分配差距，极大地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全行出现了“不适应工作者”辞职下岗的“可喜局面”。高学历的、血气方刚的大学生、研究生纷纷辞职、调出。其中一个硕士研究生，来行后就被分到城区支行做信贷员拉存款，由于不是本地人，本人又不善辞令，因此存款总是完不成任务，结果几乎每月只能拿到基本工资。他们支行行长还说：硕士有个屁用？都是些书呆子，拉不来存款，架子还挺大。那研究生也想走，临走时找我谈了话，他说自己不想每个月八百块混下去了，自己的价值不止这么一点。我劝他好好想一想，行里真正的科班硕士研究生出身的还不多，日后可能会得到重用。他说他要去找行长谈谈，看看行长是否挽留，要是挽留就留下来。过了两天他来找我说，他找行长说自己想调走，行长只说了一句：好，去办手续吧。

面对这种情况，申处长却一点都不担心。他说，让他们走吧，毛主席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去留随他们的便。这些人不安心工作，成天要待遇，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我心里想，哼，人走了留下指标正好走后门不是？你是恨不得再多走几个。当然，我没敢说出来。在这种小气候的影响下，大家全都心灰意懒，都在暗暗找自己的退路，处于一种涣散状态。我刚进人事处时感觉到的那些正气和勤于学习的风气，此时已经荡然无存。

应当承认，我并不是一个好干部，我没有足够的胆量和这些人面对面斗争，因为自己还要在这里谋生。我只有靠消极怠工，或者跟他们唱对台戏来发泄心中的不满。那几年行里频频举行各种各样的考试，有职称的、有上岗资格证的，我每次都监考。我心想，你们腐化堕落，凭什么来难为职工？职工考不上上岗资格有下岗的危险，决不能让你们得逞。于是凡是我监考的考场，全都出奇地宽松，我甚至冒着风险给职工们通风报信，让大家抄个痛快。尽管很多职工我一辈子可能就只见这一面，但我还是这么做了。后来我调离了银行到H公司以后，有一回到银行去办事，几个储蓄员小姑娘认出了我，感激地对我说，我们都记得你呢！你是好人！我心想，一生中有几个人记得我的好处，这辈子也算值了。

一九九七年底一九九八年初，全国最后一次房改。申处长任分房小组组长。分房子是单位里矛盾最尖锐的时候，因此在一九九八年初的三个多月里我们都没见过处长几面，处里的日常工作由段副处长负责。

由于这次分房是“末班车”，怕以后赶不上了，我连忙和刚参加工作的女友拿了结婚证。这次分房也很怪，全部是暗箱操作。本来有个打分标准，把房源画个表贴出来，根据排序先后进去挑就是了，又省事又公平。可是奇怪的是，这次采用“宣布”的形式：把职工叫进去，告诉你哪里有套房子，你要不要？这种方式下矛盾很突出，很多人大吵大闹，结果闹的凶的、没后台的几个被贬到支行去了，吵的凶的有后台的挑到了好房子。我进行晚，排名靠后，也懒得吵闹，于是轮到我挑时他宣布“有套房子，只可惜是一楼，你要不要？”我二话没说就答应了，事后才知道在分房子时候申处长还是照顾了我的。

廉书记又一次显示了高风亮节。他本来是副厅级，完全可以住面积二百四十平方米的“行长楼”，可他却偏偏挑了一套一百五十平方米的处长楼，楼层也不怎么好。后来，我曾经问他为什么放着大房子、好房子不要？他说：我是纪委书记，要做出表率，按照国家政策我这个级别的干部住这么大的房子已经是超标了，房子够住就行了，要那么大干什么？又不开舞会，另外我这人喜欢清净，不想和他们搅和在一起。

分房子还有个奇怪现象：领导们的司机房子好，行政处管伙食的科长房子好，伙食科长一人独占两套房子。后来消息传出去引起了公愤，伙食科长不得已退出了其中的一套小的。原因何在？因为行长家里的一切吃、喝、用、度都是伙食科长用公款操办的，十多年风雨无阻。至于司机嘛就更不用多说了，几乎所有单位的小车司机都享有特权，因为……因为他们知道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那年秋天我受申处长指派，跟计财处的那位“瑞富门”一同去查处某二级行发奖金没有执行“拉开拉大收入分配差距政策”的情况。到了一个办事处找职工谈话，一个职工冷冷地说：我们现在没什么钱。每个月八九百块工资，孩子上学都要用掉一半多，水电煤气电话每月都是二百多，剩下的还有多少？我爱人单位效益不好，一个月只三百多块。支行好不容易发了人平一千块奖金，要按“级别”拉开，我们能有几个钱？还让不让人活了？“瑞富门”一本正经地说，“钱多钱少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分行制定政策就是要打破平均主义，实现‘按贡献取酬’，你贡献大，可以多拿嘛！你们支行不执行就是不对的。”我在旁边听他的话实在忍不住了，来了个阵前倒戈，说道：“分行的政策本来就不合理！按级别发放是搞级别的不平等！同一个级别上不也是平均主义吗？哪里是按‘贡献’取酬？打破了哪门子平均主义呀。”于是，我们的“联合稽查”不欢而散。这事申处长知道以后，也哈哈一笑，竟然没批评我。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1995～1999）　九、一九九七年

一九九七年二月十九日，邓小平逝世了。那天早晨上班时我听广播里响起了哀乐，顿时心中难过起来。本来我这个人从不为那些高高在上政治家们流泪，他们的死活并不关我什么事情。而对邓小平，我更是有很多不满之处：一是腐败的蔓延，二是一九八九年事件。

然而几天后单位开追悼会，通过电视看江泽民致悼词时，在不知不觉中我的眼眶竟然湿润了。这时我才意识到，我内心里对这位老人原来是有感情的。不过，我不想在众人面前落泪，于是就拼命地压抑着自己，想忍住泪水。然而当我听到江泽民念到“全国人民感谢他”这一句时，我终于忍不住了，大颗大颗的泪珠滚落在地上。是的，我作为人民的一员，感谢邓小平。正是他，把那密不透风的铁幕掀起了一角，让我们可以看到外面的世界，从此让我们明白怎样作为一个人有尊严地活着；正是他，让我们可以自由地呼吸，从此不再被那无孔不入的精神枷锁压得喘不过气。

邓小平生前厌恶个人崇拜，一直不允许印刷他的肖像，他去世以后才印制了一批画像。追悼会那天下班以后，我走街串户想买一张他的画像。无奈买的人太多，大小书店竟然全部脱销。我没有放弃，一直跑了大约十几家书店，终于在一个小书摊上买到一张邓小平的肖像，回到宿舍后郑重地挂在了墙上。画上的老人微笑着，注视着我。我凝视了一会，又忍不住掉了眼泪，向他鞠了三个躬。后来女友来我宿舍玩时，吃惊地问我挂邓小平的画像干什么，又不好看，我还跟她吵了一架。

不仅是我为邓小平的逝世流泪，我的母亲在看电视时也流了眼泪。邓小平逝世那天正好是农历正月十三，第二天太原市政府就发布了命令，禁止进行元宵节庆祝活动。母亲后来说，邓小平真是好事做到底，一直等我们的灯笼卖到最后一天才去世，要是早几天去世，我们一年辛苦做的灯笼一个也卖不出去了。

应当说我对邓小平的情感是复杂的，爱恨交织。我们这个几十年受压制、受侮辱的家庭，能够依靠自己的辛勤劳动渐渐走向富裕，靠的就是邓小平的政策。从这个角度而言，我爱他。我始终难以原谅他对腐败的纵容和对一九八九年事件的压制，从这个角度上而言，我又恨他。不过我还认为他是睿智的，在国家陷于风雨飘摇的时候把稳了舵，没有出现更大的动荡和社会的崩溃；一九九二年当改革陷于停滞的时候，又是他拖着老弱之躯南巡，亲自推动改革的继续深化，并最终明智地走向了市场经济。

中国虽然避免了苏联式的崩溃和内乱，但也付出了道德进一步沦丧、政治体制改革停滞、腐败大面积蔓延、两极分化严重的惨重代价。然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向前看，立即着手解决这些日积月累、堆积如山的问题。新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让我看到了希望，我殷切地盼望着，他们能够走出这勇敢的一步。

一九九七年发生的另外一件大事，就是香港的“七一”回归。那时我的工资大部分都用于补贴女友的生活费和为她找工作上了，手中一直没什么积蓄。当时电视机的价格还很贵，一台二十一英寸的彩电还要卖两千多块钱。可是我的民族情感驱使着我一定要看“七一”回归典礼，于是六月三十日下午我向同事借了一千多块钱，加上自己信用卡上的一千多块，又透支了五百多块，和女友一起到汉商汉口商场买了一台“厦华”牌二十五寸彩电带回吴家山的家中。晚上我把天线支好，和女友一起熬夜看了接收仪式。那时的心情，颇有些扬眉吐气的感觉。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1995～1999）　十、找工作

一九九七年，我的女友临近大学毕业，找工作的问题迫在眉睫。那几年全国经济不景气，大学生毕业分配成了头痛的问题。我处于人事岗位，按理说近水楼台先得月，可以想想办法把女友弄进我们银行。但是，我并不愿意女友到我们银行工作，一是当时经过“改革”，我的收入下降到一个月九百多块，进这个银行也没啥意思；二是我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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