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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部分（第1页）

有一个是温尼弗雷德·瓦格纳，那是理查德·瓦格纳的儿媳。但是希特勒一生中唯一对之有深情厚爱的女人，就现在所知，是他的外甥女儿。

1928年夏季，希特勒在伯希特斯加登山上的上萨尔斯堡以每月100　马克（折合25美元）的租金向一个汉堡工业家的寡妻租了瓦亨菲尔德别墅，请了他异母姊姊、孀居的安吉拉·拉包尔从维也纳来替他管家，这是他的第一所可以称为归自己所有的房子。*　拉包尔太太带来了她的两个女儿，吉莉和弗莉德尔。吉莉年华双十，一头金发，面容俊秀，声音悦耳，性格开朗，很讨男人的欢心。

希特勒不久就爱上了她。他到处都带着她，参加集会和会议，在山间散步，在慕尼黑上咖啡馆和戏院。1929年他在慕尼黑最时髦的一条街摄政王大街租了1　套有9间房间的豪华公寓，吉莉自己单有一间房间。在慕尼黑和整个南德的纳粹党人士中间不可避免地传开了党的领袖和他美丽的金发外甥女儿的流言蜚语。一些比较正派的——也许是吃醋的——领袖劝希特勒不要再在公开场合携带他的年轻情人，要不然，就索性结婚。希特勒对这种意见非常生气，有一次因此而发生争吵，他竟解除了伍尔登堡纳粹党区领袖的职务。

很可能希特勒是打算同他的外甥女儿结婚的。当时同他接近的一些党内老同志后来告诉作者说，当时看来结婚是不可避免的事。他们毫不怀疑，希特勒深深地爱上了她。至于她本人的感情如何，那外人就只好猜测了。一个现在已经成名的人居然对她加以青睐，她一定感到受宠若惊，甚至可以说颇为得意，这也是很明显的。不过，她对她的舅父的爱情是否有回报，外人不得而知；大概是没有回报，而在最后，肯定是没有回报。他们两人之间存在着深刻的隔阂，其根源和性质一直没有完全弄清楚。虽然传说纷纭，但是证据却很少。显然，两人彼此都很不放心。她对他注意别的女人——尤其是温尼弗雷德·瓦格纳——感到不满。他则＇132＇　怀疑她同他的卫士、以前坐过牢的艾米尔·莫里斯有暧昧关系。她也反抗她舅父对她的专制态度。他不让她同任何别的男人一起在公开场合出现。他禁止她到维也纳去继续学唱，使她想登台唱歌剧的打算不能实现。他要她完全为他一个人而存在。

也有人暗示说，她对她的情人的被虐狂倾向感到厌恶，据说，这个政治上的专制魔王愿意受到他所爱的人的奴役，据性心理学家看来，在这种人身上，这不是什么不平常的事。海登谈到希特勒在1929年写给他的外甥女儿的一封信，其中承认在这方面的深刻感情。这封信后来落到他的房东的儿子之手——结果使不止一个人遭殃。总而言之，不论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舅父和外甥女儿之间的爱情蒙上了阴影，他们之间的争吵越来越激烈，到1931年夏末，吉莉宣布，她要回维也纳去继续学声学。希特勒不许她走。1931年9　月17日，希特勒离开慕尼黑的公寓前去汉堡之前，两人发生了一场激烈争吵，当时给邻居都看到了。他们听到这个年轻的姑娘扑在窗口上哭着对她上汽车的舅父叫道：“那么你不答应让我去维也纳？”他们听见他回答说：“不答应！”

第二天早上发现吉莉·拉包尔被手枪打死在她的房间里。邦检察官经过周密调查后，断定这是自杀。验尸官报告说，一颗枪弹射穿了她的左胸，深入心脏；看来没有疑问，这一枪是自己开的。

但是在此后若干年中，慕尼黑一直有暧昧的谣言流传，说吉莉·拉包尔是被谋杀的——有的说是被希特勒在狂怒下枪杀的，有的说是被希姆莱枪杀的，目的是要避免使党感到难堪。但是没有出现可信的证据来支持这种传说。

希特勒本人是悲痛之极。格利戈尔·施特拉塞后来记述，在出事以后，他有两天两夜不得不留在希特勒的身边，防备他寻短见。在吉莉安葬在维也纳后一星期，希特勒得到了奥地利政府的特别许可，到维也纳去，他在墓边哭了一个晚上，此后一直郁郁寡欢，有好几个月之久。

吉莉死后3　星期，希特勒第一次谒见兴登堡。这是他想要得到德国总理职位这一肥缺的第一次尝试。他的有些友人说，在谈话时，他似乎神志恍惚，不能自主，这对这个纳粹党的领袖，自然是很不利的。了解他的人认为，他在这个重要的场合失魂落魄的表现是由于他心爱的外甥女儿去世给他的精神上的打击没有恢复的缘故。

他决定不吃肉食，我认为，是由这个个人生活上的打击所引起的一种清心寡欲的自我克制。至少，他最接近的一些部下是这样想的。他此后一直对他们说，吉莉·拉包尔是他所曾经爱过的唯一女人，他谈起她的时候总是以极其敬重的态度——有时候甚＇133＇　至黯然泪下。他的仆人说，她在上萨尔斯堡别墅中的房间，即使在希特勒就任总理而加以扩大改建以后，也仍旧保留了原状。在别墅中他自己的房间里，在柏林总理府里，总是挂有这个年轻女人的画像*　，每逢她的生辰死忌，画像前总放了鲜花。

希特勒是个似乎不可能爱另外任何一个人的冷酷无情的人，他对年轻的吉莉·拉包尔的爱情，是他奇怪的一生中难解的谜之一。同其他的谜一样，这只能如实叙述，而无法加以合理的解释。几乎可以肯定，从此以后，阿道夫·希特勒从来没有认真地考虑过结婚问题，一直到14年后他自尽前一天。

希特勒写给他外甥女儿的授人以把柄的信，后来通过伯恩哈德·施丹佛尔神父的交涉，从房东的儿子那里弄了回来。施丹佛尔神父就是那个帮助纳粹党领袖整理《我的奋斗》原稿的希罗尼摩斯派天主教神父、反犹太主义的新闻记者，据海登说，所花的钱是由纳粹党司库弗朗兹·沙维埃·施瓦兹供给的。这样，施丹佛尔神父就成了少数知道希特勒对吉莉·拉包尔的爱情秘密的人之一。显然，他并没有把这件事情完全秘而不宣。当《我的奋斗》的作者成了德国的独裁者以后，有朝一日同他的一些老朋友算帐时，施丹佛尔就得为了泄漏内情而付出他的生命。在个人生活非常舒适的这些年代里，希特勒在上萨尔斯堡弄了一所别墅，在慕尼黑租了一套豪华的公寓，出门总是以一辆由司机驾驶的崭新的汽车代步，这辆汽车花了他20000　马克，约折合5000美元。他在这些年代里的收入来源一直没有弄清楚。但是在战后发现的关于他的所得税的档案，使这个问题得到了一些说明。在他担任总理一职而自己决定从此可以免税以前，他一直同税收当局发生纠葛，在1925年到1933年之间，慕尼黑财政局有一大堆关于他的档案。

财政局在1925年5　月1　日通知他，他没有申报1924年和1925年第一季度的收入。希特勒答复说：“我在1924年［当时他在狱中］和1925年第一季度没有任何收入。我是靠向银行贷款维持个人生活开支的。”那么5000美元的汽车呢？税收官员反驳道。希特勒回答说，这也是借银行贷款买的。

希特勒在申报收入时，把自己的职业填为“作家”，这样企图说明他的收入之中有个很大的比例可以列为免税开支——他无疑知道其他地方作家的惯例。他的1925年第一季度的第一次所得税申报单中，开列总收入为＇134＇11231德国马克，可兔税职业开支6540马克，贷款利息2245马克，这样可以征税的纯收入只有2446马克。

在3　页打字纸的说明中，希特勒为他的巨额免税职业开支辩解称，虽然其中大部分似乎是由于他的政治活动，但是这种工作为他提供了作为一个政治作家所需要的素材，也有助于扩大他的书籍的销路。

若无政治活动，我就不会出名，也就不会有材料可以出版政治著作？？因此，我作为政治作家，我的政治活动开支，是我写作职业的必要条件，也是作品在经济上能否成功的保证，不能被认为是可以征税的？？

财政局不难看出，在这个时期内，我的著作收入中只有很小一部分供我个人开支；我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可以说是我自己的财产或其他资产。*　我出于必要而将我个人的需要严加限制，以致完全戒绝烟酒，在最低廉的饭馆中用饭，除了最低限度的公寓房租外，没有任何开支是出乎政治作家开支范围以外的？？对我来说，汽车也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没有它，我就无法完成我的日常工作。

财政局同意可免税一半，当希恃勒向复查委员会申请再议时，委员会维持原来估定的数目。此后，税收当局只同意，他所申报的职业开支有一半可以免税。他虽然提出异议，但是还是遵命照付。

这个纳粹党领袖的所得税报表中所填报的总收入同他得自《我的奋斗》的版税完全相符：1925年19843　马克，1926年15903　马克，1927年11494　马克，1928年11818马克，1929年15448　马克。由于税务当局有权调查出版社的帐簿，希特勒要少报版税是不可能安然无事的。但是其他收入来源又如何呢？其他收入来源可是从来也没有申报过。大家都知道，他在那些日子里曾为经济上一筹莫展的纳粹党报纸写过许多文章，他要求很高的稿酬，结果如愿以偿。党内人士对于希特勒索取这样高的稿酬颇有微词。这些收入他都没有申报。到20年代末尾的时候，从少数巴伐利亚和莱因兰的大工业家那里，开始有金钱流到纳粹党中来，这些工业家都是由于希特勒的反对马克思主义者和反对工会的态度而被吸引过来的。德国钢铁托拉斯组织“联合钢铁公司”的老板弗里茨·蒂森和鲁尔煤矿大王艾米尔·寇道夫捐助了大笔经费。

这些钱常常是直接交给希特勒个人的。他到底留了多少给自己用，也许是永远弄不清楚了。但是他在担任总理前几年的生活水平说明，他从支持者那里收到的钱并不是全部都交给党的。＇135＇　没有疑问，从1925年到1928年，他一直诉苦，说是缴不出所得税；他经常拖欠不交，总是要求延期。1926年9　月，他写情给财政局：“目前我没有能力缴付税款；为了维持生活，我已不得不举债。”后来他谈到那个时期时说：“我多年来靠吃提罗尔的苹果充饥。我们不得不撙节度日，几乎到了不可相信的程度。省下来的每一个马克都是献给党的。”他对税收官员说在1925年到1928年，他的债务更重了。1926年他申报收入为15903　马克，支出为31209　马克，并且说，亏空部分是靠向“银行借债”弥补的。

但是，仿佛出现了奇迹一样，在1929年时，虽然他申报的收入低于1925年很多，但是所得税报表中，债务利息或还本一项却消失了，而且以后也一直没有再出现过。正如哈尔教授所说的那样（上述情况都是根据他的调查），“收支上出现了一个奇迹，他的债务从此消失了”。

不过必须说句公道话，只要希特勒有足够的钱能过舒服的生活而不必为工资薪水而劳动，他对于钱财总是不大在乎的。无论如何，从1930年开始，如果说他过去在个人收支上有什么需要担心发愁的话，这种担心从这时候起是永远不存在了，因为这一年他的版税收入比上年突然增加了两倍，达到约12000　美元之数，而且大企业方面的捐款也源源不绝而来。他现在能够把他全部过人的精力和才能用在完成他的使命上了。他最后夺取政权、在一个伟大的国家建立独裁政权的时刻已经来到了。

经济恐慌带来的机会

1929年快结束时，像一场大火一般席卷全世界的经济恐慌给阿道夫·希特勒送来了他的机会，他也充分利用了这个机会。像大多数伟大的革命家一样，他只有在时势困难的时候才能够有用武之地，最初是群众陷入失业、饥饿和绝望之中，后来是他们被战争冲昏头脑的时候。但是在历史上的革命家中间，他也有一点与众不同的独特之处，那就是他打算在取得政治权力以后才实行他的革命。他不打算为了要夺取国家的控制权而实行革命。这一目标要靠选民的委托，或者靠国家的统治者的认可——总而言之，靠合乎宪法的手段——来实现。为了要取得选票，希特勒只有利用时势才行，而时势在30年代开始的时候又使德国人民陷于绝望之中。为了要取得当权者的支持，他必须使他们相信，只有他才能够把德国从多灾多难的困境中拯救出来。在1930年到1933年的动乱年代里，这个狡猾而大胆的纳粹党领袖便重整旗鼓，着手实现这双重目标。现在回顾起来可以看出，当时的时局和那些曾经宣誓要忠诚地保卫他们所统治的民主共和国的少数人的软弱和混乱，都帮了希特勒的忙。但是在1930年开始的时候，这是一点＇136＇　也没有办法预见的。

古斯塔夫·施特莱斯曼在1929年10月3　日去世。他在过去6　年中间，为了要使战败的德国回到世界大国的行列，为了指导德国人民走向政治和经济的稳定，在外交部长的任上，由于费尽心力，终于积劳致死。他的成就不可胜计：他使德国参加了国际联盟，他谈判了道威斯计划和扬格计划，把赔款减到了德国能够从容偿付的水平，而且在1925年，他曾经是洛迦诺公约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这个公约为西欧带来了它的饱受刀兵之灾和内争之苦的人民一个世代以来第一次尝到的太平宁静的局面。

在施特莱斯曼去世后3　星期，10月24日那一天，华尔街股票市场突然崩溃了。德国国内马上受到了影响——而且是灾难深重的影响。德国繁荣的基础一直是主要从美国那里借来的外债和对外贸易。一旦新债断绝，旧债到期，德国金融结构就无法承受这种负担。一旦在总萧条后世界贸易一蹶不振，德国就无法出口足够数量的东西来购买所需要的原料和粮食等必需的进口货。而没有出口，德国的工业就无法开工，它的产量从1929年到1932年几乎跌了一半。成百万的人失了业。成千上万的小企业破了产。1931年5　月奥地利最大的一家银行信贷银行宣告破产，接着在7　月13日破产的有德国一家大银行达姆施达特国家银行，这就迫使柏林政府勒令所有银行暂时停业。甚至胡佛总统提出的在7　月6　日生效的暂停偿付一切战时债务（包括德国赔款）

的创议也不能抑止这个浪潮。整个西方世界受到了一种其领导人所不能理解的、认为不是人力所及的力量的打击。在这么富裕繁荣的中途，怎么可能突然发生这种贫困和痛苦现象呢？

希特勒曾经预料到这场灾难，但是他同任何其他政治家一样，无法了解这场灾难是什么事情引起来的。也许他比别人更不了解，因为他对经济学既没有知识又没有兴趣。可是他对于经济恐慌给他送上门来的大好机会却不是没有兴趣或没有知识的。德国人民的苦难——不到10年以前马克贬值的惨痛经历留在他们生活上的创伤犹在——并没有引起他的同情。相反；在那个时期的最黯淡的日子里，当工厂停工，当失业登记人数超过600　万大关，当全国各大城市排队等候配给面包的人长达好几条街的时候，他居然能够在纳粹党报纸上这样写道：“我一生之中从来没有像这些日子这么舒坦，内心感到这么满意过。因为残酷的现实打开了千百万德国人的眼睛，使他们看清楚欺骗人民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史无前例的欺骗、撒谎和背叛行为。”他的同胞的苦难，不是他要浪＇137＇　费时间来表示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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