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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第1页）

迎袁专使蔡元培等一行，于2月21日由上海启程，26日抵天津，27日抵北京晋见袁世凯，面陈孙大总统手书，劝袁南下就职。函曰：

慰庭先生鉴：文服务竭蹶，艰大之任，旦夕望公。以文个人之初愿，本欲借交代国务，薄游河朔。嗣以国民同意，挽公南来，文遂亦以为公之此行，易新国之视听，副舆人之想望，所关颇巨。于是已申命所司缮治馆舍，谨陈章绶，静待轩车。现在海内统一，南北皆有重要将帅，为国民之心膂，维持秩序之任，均有所委付，不必我辈簿书公仆，躬亲督率。今所急要者，但以新民国暂时中央机关之所在，系乎中外之具瞻，勿任天下怀庙宫未改之嫌，而使官僚有城社尚存之感。则燕京暂置为闲邑，宁府首建为新都，非特公之与文，必表同意于国民，即凡南北主张共和及疾首于旧日腐败官僚政治之群公，宁有问焉？至于异日久定之都会，地点之所宜，俟大局既奠，决自正式国论，今且勿预计也。总之，文之志愿，但求作新邦国，公之心迹，更愿戮力人民，故知南北奔驰，公必忘其自暇。嗟乎！我辈之国民，为世界贱视久矣！能就民国之发达，登我民于世界人道之林，此外岂尚有所恤乎？公之旋转之劳，消磨其盛年，文亦忽忽其将衰，耿耿我辈之心，所足以资无穷之方来者，惟尽瘁于大多数幸福之公道而已。公其毋以道途为苦，以为强勉服务者倡。公旗南莅，文当依末光，左右起居，俾公安愉。俟公受事而文退。翘盼不尽。

袁世凯用最隆重的礼节，打开正阳门来欢迎蔡等。他对这些客人不再谈到拒绝南来就职，而反过来用非常诚恳的态度商谈南行的路线问题，他打算由京汉线南下，先到武昌和黎副总统见一面，然后换乘轮船到南京就职。他的这种态度使来迎的专使们松了一口气，认为袁基本态度已有改变，同时南京方面则认为袁的软化是怕南京方面翻脸，采取新行动，或挽留孙中山先生留任，或另行改选一位新总统。

其实袁葫芦里究竟卖什么药，谁也不知道，他不动声色地做自己的安排，他在蔡等抵达北京的当天，即予接见，倾谈欢洽，并招待晚餐。第二天又召集谈话会，袁且把自己南行的路线提出来让与会人士研究。至于袁离开北京后，北京留守决定何人亦要蔡元培和北方人士共商。蔡分别和北方的各统制及民政首长会晤，征求大家意见，以何人为最理想，大家都很谦让，使留守的人选未能决定。

蔡等抵达北京后，北方的一般舆论都对袁世凯南行就职不予同意，甚至有认为袁的南行是自投罗网，使蔡等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袁个人的态度虽然乐观，但其他方面的空气则和南方的意见完全相反。

第34章北方兵变

民国元年2月29日晚上的北京城，突然枪声四起，只见许多身穿灰色军服的兵，到处抢劫，首先受难的是正阳门一带。这时南方迎袁专使们正酬应完毕，回到迎宾馆，忽然人声鼎沸，枪弹横飞，血红的火光浮在窗面，人们奔走相告，说是兵变了。为什么会兵变呢？大家异口同声说是由于北方驻军反对“袁宫保”南下，反对专使们抢走他们的衣食父母，所以怀恨作乱。专使们听到这个消息，不由不信，乃仓皇检拾细软，匆匆赶到六国饭店避难。

兵变的部队是第三镇。第三镇是北洋军的主力，段祺瑞便曾两任该镇的统制，后来则由曹锟接掌。曹锟据说是袁身边的“赵子龙”，打娘子关叫他去，打滦州也叫他去。他每次谒见“袁宫保”时，都是笔挺挺地站立着，叫他坐他从不敢坐。袁对他讲话，他除了“是……是……”之外，不敢多说一个字。袁平素对段、冯都礼貌有加，独对曹则不假辞色。按照当时官场习惯，若长官对属员很客气，就是不把他当作亲信人，相反如果长官对部下越不客气，骂得越厉害，则这人一定是“圣眷甚隆”。所以当时有人便以挨骂的多寡，作为自己升官快慢的温度表，每挨一次骂便欣欣然有喜色，且奔走告人说：“我今天又挨骂了！”旁边人也为其高兴，且祝贺说：“恭喜，恭喜阁下不日就要腾达了。”依照这个习惯，曹锟是北洋三杰以外最重要的一个人。

第三镇兵变时，统制曹锟亦在北京，兵变原因虽然很多，但最主要的一点是不愿袁世凯南下，所以当时或是事后的舆论都把这次兵变的主使人推在袁的身上。究竟是不是袁，一直是史家争论的重点。作者认为袁对兵变绝对有责任，或者有纵放，但决不会主使。道理很简单，袁当时已被南京参议院尊为中国华盛顿，他能获选为中国临时大总统，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代表“安定力量”，不只国内人心如此，即国际间亦认为袁是动乱中国的“安定力量”。袁的聪明智慧怎会不了解这一点。至于袁反对建都南京，当时反对最激烈的是同盟会中的巨头宋教仁、章炳麟，而武昌的黎元洪也主张建都北京，加上参议院投票决定国都地点时，亦可看出多数反对南京。因此袁可以使用其他方法达成不南行的愿望，用不着策动兵变。袁是搞军队起家的人，当然明白兵变这玩意不能随便玩，玩兵变等于玩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能放火不一定就能熄火。

还有最重要一点，兵变一发生，很容易招致国际干涉，尤其是日本正处心积虑，主张将中国分而食之。袁是个野心家，但他决不会甘愿制造外人干涉瓜分中国的借口。

不过袁当然愿意军队表示一点行动，适可而止，使自己不能离开北京的借口有事实证明。

至于北洋军在此时闹兵变，是有其背景的。

冯国璋在统率北洋军攻克汉口、汉阳时，汉口曾遭北军洗劫，房屋尽毁，积尸日曝，野狗宵鸣。当时有一位记者曾问北洋军士说：“大家都说你们抢掠，有没有这事？”兵士说：“有的，我们不抢就没得吃了。革命军到处受人欢迎，家家奉献食物；而我辈到来，老百姓坚壁清野，甚至用钱买东西都买不到，我们不抢怎么办？”由这一段对话可以看出当时北洋军的处境。

北洋军在汉口的暴行，曾受到中外舆论严厉的指责，加上清帝退位以前，与革命军作战的，几乎全是北洋军。清帝退位，革命成功，南方公私团体不时以文电揭发北军抵抗民军的罪状。袁世凯当选总统后，竟有解散北洋军的谣传，于是势倾一时的北洋军，内心既失望又疑惧。其实和议以前，北方密使廖少游和黄兴代表曾签有一个草约，其中特别注明：“南北汉军出力将士各享其应得之优待，并不负战时害敌之责任。”这本可以算为保证。可是这是个秘密条款，未被公开，公开流行的，多是不利于北军的谣言，因此兵变时，乱兵一边抢掠一边嚷着说：“不成了，不成了，国家用不着我们了，我们乘早搞点盘缠回家吧。”

第三镇士兵哗变的直接起因是裁饷，原来当时陆军部所定的营制饷章，凡出征出防将士，照例自起程之日起加给津贴，以慰劳武士，优待征夫，事平后仍回原防，回防即无津贴。辛亥起义后，北洋军第二、第四镇奉令开赴前线，按照饷章每兵每月加发一两津贴。第三镇由长春开赴北京防卫，亦照出征惯例加发津贴。和议达成，二、四两镇回防，于是照章裁饷。第三镇仍在北京并未回原驻防区长春，所以不在裁饷之列，不知怎的传说第三镇也要裁饷，兵士遂以讹传讹。

2月29日晚八时，第三镇士兵在朝阳门外东岳庙哗变，先在朝阳门外劫掠果摊食铺，后与朝阳门内变兵会合，分头抢掠，凡金银钱铺首饰店、饭馆及洋杂货铺全遭洗劫，并火焚东安市场、东四牌楼等处，受灾区域之惨尤胜于庚子八国联军。兵变前后绵延三日。兵变的第二天3月1日下午4时，袁世凯在迎宾馆（袁当选总统后改为总统府）召集北京高级军政首长会议，决定立即采取行动制止乱事蔓延，除照章补发未变各军应领之欠饷外，另派陆建章、曹锟等分赴各部队驻扎所剀切开导，同时令饬毅军随时缉捕再图逞乱兵士。毅军统领姜桂题奉令后，亲率卫队四出弹压，遇见乱兵任意抢劫者，立即格杀。

2月29日北京兵变之晚，南京迎袁专使下榻之招待所内亦受骚扰。乱兵持枪毁门而入，招待所内卫兵措手不及，无法阻挡，南来诸人只得分路避去。蔡元培、汪兆铭、范绩熙入一僻室，闭门熄灯静坐以待，乱兵在所内遍处掳掠，志不在人，饱劫而去。蔡元培等见乱势继续扩大，乃潜赴美国友人格林家小住。格林殷勤招待，借住一宿，第二天即由美领馆派人护送至六国饭店。中午时间，王正廷、王景春、钮永建、黄恺元、魏宸组、宋教仁、刘冠雄、陈乙白均陆续赶到，大家交换消息，才知招待所已遭洗劫一空，南来诸人的文件衣物已荡然无存。

3月2日，蔡元培等致电南京临时政府及临时参议院，认为“速建统一政府为今日最要问题，余可迁就，以定大局”。迎袁专使态度的改变，并不是受兵变的威胁，而是感到北方局势的严重。北方有北方的许多问题，南方的人是无法了解的。这儿作者节录一封贺良朴先生致蔡元培的信，这封信相当深刻，他不是替袁讲话，而是道出了北方的心声：

……诸君北来，欢迎之声未终，愁惨之气大作。二十九日北京变乱，使京华荟萃之区付之一炬，未几而祸延天津，未几而殃及保定。议者莫不归咎项城，谓其事先既疏于防范，临时复失于宽纵，养奸长乱，辜望丧威，莫此为甚，项城之咎无可辞矣。然仆尤不能不咎南中诸君子争执都会地点，未免稍存意气之私……洎乎专使南行，讨论大局，弥月相持，要约寡效，暗杀之机四伏，决死之队争先，宗社之党乘间构煽，桀黠之将拥兵恫愒，禁军则意存左袒，藩服则势将分崩，朝野张皇，大局震撼。已而共和密定，宣布犹迟，增调重兵，集于禁近，人心滋惧，一夕数惊，然未闻北京有变乱之事也。夫北京乱事不起于民军逼迫与国体变更之时，乃于共和宣布以后，举国欣欣想望太平，而有此奇变，此其故大可思也。首都不定，国会未开，政府无统一之机关，总统无操纵之权力……总统南行与首都南迁之议日腾于报章，人心愈摇，奸宄思逞，卒至一朝溃裂，竟出自项城所信任最爱重之军人……即以兵变而言，使因都会地点之争久持不决，恐将来东南各省兵变之祸更有甚于北方者。何则？北方各镇之兵团训练有年，素服项城之节制者，然横决若此，今各省民军皆旦夕招募而来，从未受军事教育也，彼于其主将又非素有恩信之感孚也，集数十百万无教之民鼓以革命，则彼亦曰革命有功名富贵之望，今既宣布共和，弭兵息战解甲归田之期近，富贵功名亦已无望矣，计维在上者之厚为资遗耳。南京临时政府暨各省之财力定有余裕，若听此数十百万人逍遥河上，饷尽财空，遣散无术，恐一旦哗然溃乱，挟其坚利机械纵横于通都大邑之中，生灵荼毒之祸尚忍言哉。……

兵变后的北京，约有一个星期都是凄凉满目，白天的街市如黑夜一样，店铺住家关门闭户，路上只有巡逻的兵士和站岗的警察以及弃置的死尸，此外则是外国兵士腾马往来。间中有外国记者沿路拍照，萧条零落有如死市。首善之区变为瓦砾之场，穷民嗷嗷待哺，有钱人则虽以加倍的金钱也买不到食物。警厅颁令6点后禁止行人，8点钟后交通即停顿，入夜路灯不明，繁华的北京城成了黑暗世界。内城被劫4000余家，外城被劫600余家。

在这场大动乱中，有很多花边新闻，特录载于后：

朝阳门内竹杆巷王君，是在度支部当司员（等于现在财政部的科员），二十九日晚间有乱兵十五人叩门而入，王君延之上座，款以酒，其中一兵士操山东口音说：“俺们这回子捣乱实在是给逼出来的，你老要是有富余钱借给俺们作些盘缠，俺在山东曹州府居住，过些日子你老到俺那小地界儿去，俺一定加倍地奉还，这回可实在对不起得紧。”言讫张嘴大笑，王某即坦白地答说：“我本是一个穷京官，生平亦不作守财虏，所以身无余蓄，恰巧昨日领到薪水，原封未动，诸位既然赏面枉驾，特奉上薪水袋，请勿见笑。”遂以银元数十枚衣四套相赠，乱兵称谢而去，午夜又折返，把一个大包袱付与王君的佣人，并且说：“些小意思，留着你们用吧！”王君打开包袱一看，乃是袜子数十双。

四条胡同义丰钱铺关闭甚严，乱兵来扰，攻门不得破，于是肩接攀爬登墙。钱铺主人知不能免，乃开门揖入，乱兵蜂拥进门，四处搜掠，掳获银元无数，并找一人力车来拖载，车夫亦乘机取若干置于怀中。乱兵欲壑已填，才相继走出，其中有一人好似队长，还向铺主人告辞，主人躬送之出，队长向主人打一拱说：“借光借光！”铺主人亦答礼说：“劳驾劳驾！”

三里河一家洋广货铺，在兵变前一天，有第三镇兵数人前往购货，货款值数十银元，可是兵士们所带的钱不及一半，甚为难堪，店主人很大方地说：“老总们拿去吧！这回全国到处作乱，北京独独无恙，都是各位老总的力量保护我们，这一点钱太少了，您们何必计较。”士兵们称谢取货而去。第二天兵变，有街里无赖领了兵过三里河欲抢掳这家铺店，突有兵士三五冲了出来，大声地说：“这家铺店对我们当兵的最好，谁敢侵犯他们，我们将以死力保护。”结果这家洋广货铺终告无恙。

兵变由北京扩及天津、保定和丰台，天津的洗劫较北京尤烈。保定乱后几乎没有居民。丰台本为小地方，不过是交通要道，因此过往行人受害最惨。

天津于三月二日清晨即不稳，直隶总督署卫队和北段巡警以及张怀芝所带的巡防营酝酿兵变，下午三四点钟在通衢街市即见有灰色衣裤，头扎黑巾的营兵，三五成群地和巡警聚语。晚上八点，北京火车开到，车上跳下乱兵四五十人，一下车即乱放一阵排枪，新火车站于是起火，接着大胡同、老洋钱厂、造币厂等同时着火，枪声四应，各繁盛街市富商大贾和新旧洋钱厂均遭焚掠，先是兵，后是匪，还杂以少数巡警，沿街挨户抢掠。北京乱兵陆续到天津，前后共达二千余人，正式抢掠，颇有组织。在三月二日晚间，以鸣铜管线枪为号，第一次鸣铜管是准备，第二次鸣铜管即砸抢各商店，第三次鸣铜管便将细软一律抢齐，劫夺火车开往东三省。二日午夜维持秩序的巡警捕获乱兵和匪徒四百余名，三日晨在东马路处斩，三日午后再提出十二名抢匪在北门处斩，天津华界人心才告安定。

乱起的时候，电车尚开行，可是在北马路官银号前，突有乱兵开枪向电车轰击，于是所有电车均告停驶，而人力车夫亦有弃车参加行劫者。因此，天津华界居民欲迁入租界避难，都雇不到人力车搬运货物，只好扶老携幼，肩背手提，甚为狼狈。据事后统计，天津因属商业城市，所以商民的损失比起北京来，实在巨大得多。

保定在三月一日即有变象。保定是个驻军区域，驻军垂涎保定之富，早有蠢动之意，因此一触即发。开始是淮军和一个剪短发的人口角，然后淮军出动搜捕短发人，驻东关的第二镇兵士乘机肇乱，以煤油将城门烧毁，到处抢掠烧杀，风大火大，西街被祸最惨，由西门至二道口一带都成灰烬，满城枪声如爆竹，哭声彻天，十室九空，连各医院所存衣物均遭洗劫。自三月一日至五日，连续遭难，疮痍满目，瓦砾如山，且蔓延至附近十数县。

保定东关子火药库储存快枪七万余杆，子弹不计其数，均被抢去。淮军乱兵抢劫藩库存款五万余，并烧毁各司道厅。当变乱还未开始时，乱兵曾邀约毅军同抢，毅军未允，其后毅军则出力剿捕乱兵。

丰台遭难是在三月一日午夜，由于第三镇溃兵由北京乘车至丰台，在丰台亦有第三镇驻兵二千余人，还有自天津赶来的乱兵加入，于一日晚十一时起事，丰台镇居民铺户及洋商新泰兴平和洋行等均被抢掳一空。第二天有火车开抵，车上行李货物及旅客随身所携各物也均遭洗劫。

袁世凯处理兵变的紧急措施是宣布戒严，并令毅军出动，缉捕乱兵。由于第三镇第九标的士兵已溃散，乃调第十标兵入京，保卫总统府，调第六镇的两营兵来京，分驻禄米仓、羊仪宾胡同、总布胡同等处。另将驻小站的巡防营调京以资弹压。同时把第三镇的兵一部分调至琉璃河和良乡，一部分开拔到山西，责成统制曹锟认真约束。另调驻彰德的武卫后军王有祥、武卫中军王汝贤、武卫右军刘金标率部入京。

这时徐州的驻军拟由陆路北上，烟台的驻军欲由海路北上，驻汤河的第二十镇兵也打算拔队进京，有人还建议调蓝天蔚带兵进京。可是统筹京师治安的最高首长民政首领赵秉钧（赵原任民政大臣，这时袁尚未就任民国大总统，因此所有北京各部首长都暂称首领），认为京师万万不可再增加军队，赵表示愿独负保护京师地方之责，于是调蓝天蔚之议始寝。袁世凯并派陆军参谋王培宽驰赴汤河，阻止二十镇兵进京之行动。并令第一镇马步兵六营驻军南苑、北苑以资镇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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