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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第1页）

这个夏天，我们三个大男孩，玩得非常开心快乐，18岁的年龄既阳光又灿烂，由于山城重庆天气酷热，我们跑去文化宫的游泳池游泳，我们已经有点嫌弃去江边游泳了，觉得江水很脏，没地方冲澡换衣裳，而且还没法跳水。

当我们游完泳，三个人在更衣间赤裸身体冲洗淋浴时，总是忍不住互相打量着对方的身体，不时的开着玩笑。其实我们很久都没有光着屁股待在一块儿过了，孙晓鸣去大渡口时才13岁，身体刚开始发育，体型圆圆胖胖的，那会儿邓长明正在长个儿，细胳膊细腿，瘦高瘦高的，和我的体型差不多。在生理发育上，那时我们的隐私部连毛都还没有长，光洁的身体就是个小孩儿样。如今我们仨都完全发育成熟了，就像完成了一次由蛹化蝶的蜕变。孙晓明身上的小肌肉群和高挺圆润的屁股，有点像石膏像上的大卫。我和邓长明属于那种修长型身材，长胳膊长腿，只是邓长明的脸型显得刚毅，而我看上去文气一些。但我感觉我们三个人谁都还没有真正长大，身上都还充满了孩子气，毕竟只有18岁，三个人凑在一块的时候，更多的是嬉笑打闹。

有一天，我们去两路口体育场打篮球，孙晓鸣叫上了他哥哥。他哥哥比我们大三四岁，叫孙晓军，在农村当过三年知青。他口才很好，幽默风趣，比他弟弟能说会道。那天，他给我们讲了一些当知青时的趣事。比如怎么偷老乡家的鸡，怎么埋鸡毛和鸡骨头，不让老乡发现。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脚。孙晓军风趣地说。他说他们有一次还是被抓了个现行。有一天，从知青屋飘出的鸡汤香味儿，在农村旷野的空气中弥漫，狗都伸长脖子到处寻味儿。一个路过的农民也闻到了，他咽着口水闯进了屋，看见炖在灶台上的那一大锅鸡和地上的一堆鸡毛，正是他家刚丢的那只每天打鸣的芦花大公鸡，以前他家老丢鸡，还以为是被黄鼠狼叼走了。他抄起地上的柴火棒棒，追着屋里的几个知青打，知青们窜出了房间四处乱跑，周围的农民都跑来看热闹。有几个家里也丢过鸡的农民，逮住了一个跑得慢的知青，把他按在石磨上，让那个拿柴火棒棒的农民，使劲抽打他的屁股，那知青被打得嚎叫不止，周围的农民愤怒地叫喊，打偷鸡贼娃子，打偷鸡贼娃子。最后还是队长出面调停，让每个知青赔了他两块钱。

孙晓军扮着鬼脸说，当时大家猴急猴急的忙着啃鸡肉，忘了先把鸡毛埋了。大意失荆州呀，屁股上挨了棍子，还赔了钱，真是偷鸡不成倒蚀把米。

我们几个被他绘声绘色的讲述，逗得哈哈大笑。孙晓鸣说真不公平，为什么到了我们这一届，就停止上山下乡了呢？多有趣的生活啊。

他哥给了他一巴掌，说你傻呀，当知青吃也吃不好，还天天干重体力活。当时是因为安排不了就业，又不让考大学，才把我们撵到乡下去的。

我问孙晓军，你们那几届在歌乐山分校读高中的学生，整天学工学农，课也没有好好上，就下乡当知青了，你怎么就能考上大学呢？撞了什么大运呀。

我说这话带点讽刺意味，我还记恨当年他偷了20块钱，让他弟弟背锅，连累我也跟着挨了打。

孙晓军说，77年去参加试行高考，那考题真简单，但就是不会做。所以我憋了劲儿，第二年一定要考上。我和知青点的另外一个也想考大学的知青，怀揣雄伟大志，去找到公社中心学校的校长，想请他给我们推荐个老师补补功课，顺便给我们找个能做作业和睡觉的地方。那校长说没问题，他挺同情我们这些从城里来的知青，然后又暗示说，能不能搞点鱼，给我们学校师生改善一下生活？

长寿县多水，到处都有水库，水库里的鱼非常肥大，农民们都小心小胆，只有知青敢去炸鱼。校长这一暗示，我们马上心领神会，欣然领命而去。

隔壁公社正在开山炸石头修路，管炸药雷管的是我们重庆知青，我们去要了几根土雷管，就跟大鞭炮一样，需要用火点。但我们技术不好，雷管扔到水里就熄火了。我们买了两盒烟，又去贿赂那个重庆知青，这次要到了两根电雷管。这东西真管用，雷管一扔下去，轰的一声巨响，二三十条鱼就浮向了水面。

我们挑着一担鱼去了中心校，校长高兴得嘴都合不上。他把我们带去学校教师宿舍，叫出个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中年教师，给我们介绍说这位李老师可是北京大学的高材生，负责给你们辅导数理化，语文政治，你们就自己死记硬背去吧。又把我们带去学生宿舍，指着一间有床和桌椅的闲置屋，叫我们随便用，就这样我们补习生活开始了。

我们跟队长请了假，说这半年的工分不要了，开始住校补习。那位李老师很厉害，他是从北京下放到这里改造的右派，他替我们弄来了县一中的复习资料，除了上课的时间外，他都在宿舍陪着我们学习。他说他们那代人被耽误了，希望我们这一代人不要再被耽误。当然这期间，我们也经常去给学校弄鱼，孙晓军补充说。当时我们也真是头悬梁，锥刺骨，真用了功的哟。

我觉得孙晓军是幸运的，他遇到一个愿意帮助他的校长，也遇到一个厚道热心的右派老师。

在这个假期，邓长明经常被他哥叫去帮忙打点生意，就我和孙晓鸣两人一块儿玩儿。一天孙晓鸣说，他有个宝贝儿要给我看，带我去了他家，他们已经搬回川盐三里的原住房。他的父母在二楼住了一个大房间，他和哥哥住在三楼一个长条形的房间里，这个房间是阳台加了个顶改造出来的。

那天我去的时候，是个星期天，但他父母都不在家，他哥哥也出去找同学玩儿了。孙晓鸣取出个大盒子，拿出一个没有壳的无线电装置，他说这是一部他在警校自己装的电报机。我有点兴奋，因为小时候，我一直希望能装这么一台电报机。电报机实际上就是一个小电台，如果一个人在房间里播音，另一个人拿着一台收音机，在十几二十米远外，调好频率就能听到播音内容。孙晓鸣的警校，开有无线电应用技术课，给学员们准备了电阻，电容，二极管，三极管，让学员们根据自己的兴趣，自由搞些小制作。

当时中国有本发行量巨大的科普杂志，叫无线电，每期都会刊登一些趣味性极强的无线电小制作。我小时候一直订有这本杂志，因为我也是一个无线电迷。那会儿重庆解放碑的交电大楼，主要就是卖这些电器小零件，我也是常客，从最早的矿石收音机，到四管机，再到超外差六管机，我都装过。

孙晓鸣拿来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和这台小电报机对上频率后，他叫我对着小电台的麦克风说话，我想起我们小时候看的那部电影《巴布斯卡历险记》，我就大声地朗诵道：巴布斯卡，巴布斯卡，你在哪里，我已经看见那一群划着船的走私犯了，你赶快把警察带过来，注意他们可拿有枪。

这是那部电影中的台词，当年我们背得滚瓜烂熟。收音机中传出我的语音，孙晓鸣高兴的哈哈大笑。他把半导体收音机递给我，对着电报机的麦克风，大声叫道：巴布斯卡，巴布斯卡，走私贩的船，已经划出了湖区，你们一定要追上去，一定要追上去，别让他们跑了。

读着这些电影对白，我们太兴奋了，仿佛一下子回到了小时候。

孙晓鸣有点儿激动，他弯腰趴到床下，掏出一个装鞋的纸盒子，里面乱七八糟放了一些杂物，他从里面掏出半盒烟和一个打火机。我们俩一人点上一支烟，继续你一句我一句，说着《巴布斯卡历险记》电影中的台词。

这部电影凝聚着我们的少年记忆，凝聚着我们少年时光中的快乐。我们抽着烟，放纵地大声笑着，大声的嚷嚷着，互相用拳头捣着对方的肩膀，有种狂欢的感觉，我们完全忽略了这个世界的存在。

“砰”的一声，当我们的屋门被推开时，我们俩同时都被吓了一大跳。我扭头一看，孙叔叔站在门口，几乎是在同一瞬间，我们俩迅速把手上的烟藏到了背后，在手里把它捏灭。

孙叔叔走到我们面前，不动声色的说道，把烟交出来。孙晓鸣从裤兜里掏出那半盒烟和打火机，递了过去。孙叔叔又望着我，我急忙摆着手说我没有，还翻开口袋给他看。

孙叔叔一句话也不说，沉默着。我看见孙晓鸣，一直用眼在瞟窗帘的角落，我的天，那根罗汉竹小棍，就静静的靠在墙角。

这是孙晓鸣开口了，他低下头低声地说道，爸，我错了。他竭力想把气氛弄轻松点，他扬起脸裂开嘴笑了一笑。

孙叔叔还是不说话，静静地看着他。气氛有点紧张，我感觉自己的手心都在出汗。

孙晓鸣轻轻地说了一句，好吧，好吧，错了就该挨打。他走到墙角，取过那根小棍儿，递给他爸爸，他拖过一根凳子，双手撑在凳面上，侧过手，扯下自己的短裤，露出屁股，扭过头对他爸说，打吧。

孙叔叔开始抽打孙晓鸣的屁股，我默默地数着数，一、二、三、四、五……我感觉孙叔叔下手并不太重，但毕竟是根罗汉竹，每抽打一下，还是隆起一道红红的肿痕。好像还是老规矩，打到第50下的时候，孙叔叔说可以了。孙晓鸣站起身，扯上裤子，站在一旁，双手不停地揉着屁股。

我不知道孙叔叔是不是也要打我，在一旁有点尴尬。孙晓鸣说，你也抽烟了，就陪我挨顿打吧。

听他这么说，我赶紧把裤子扯了点下来，露出屁股，双手撑在凳子上。孙叔叔什么话也没有说，挥动小棍儿，也抽打了我50下。

打完后，他把那根小棍儿拿到墙角放下后，对我俩说，你们俩从小一块长大，现在都18岁了，应该互相帮助，戒掉身上的恶习。说完他就转身下楼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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