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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第2页）

孙权的脸色立刻变得严肃起来，说了一段至今读来还发人深省的话，这段话记录在《三国志》卷五十四《吕蒙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中：“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但当令涉猎见往事耳！卿言多务，孰若孤？孤少时历《诗》《书》《礼记》《左传》《国语》，惟不读《易》。至统事以来，省三史、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所益。如卿二人，意性朗悟；学必得之，宁当不为乎！宜急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孟德亦自谓‘老而好学’，卿何独不自勉勖邪！”

这段话翻译过来就是：我哪里是要你们熟读儒经去当太学的博士教官啊？而是要求你们涉猎书籍了解过去的重大事件呀！你说公务多，比得上我多吗？我在少年时代就读过《诗经》《尚书》《礼记》《左传》《国语》，只是没有读深奥的《易经》。到了掌权管事之后，又专门读了《史记》《汉书》《东观汉记》这三部史书，还有各家的兵法，深感大有收获。你们性格开朗，悟性又好，努力学习必定会得到提升，怎能推辞不做呢！赶紧去阅读《孙子兵法》《六韬》《左传》《国语》《史记》《汉书》和《东观汉记》。连曹孟德都说他自己是“老而好学”，你们怎能不勉励自己努力上进啊！

孙权谆谆教导吕蒙的这段话，此前虽然多次有人提到，但是大都没有加以深入的探究。其实，这段话不仅对吕蒙本人的提升很关键，也对我们深入全面了解三国的历史文化非常重要。其中暗藏的玄机，值得好好破解和领略一番。那么玄机在何处？“三国探客”告诉你。

玄机之一，孙权能把江东基业做大做强，靠的是什么？是人才、智谋，还是武功呢？其实说到底，靠的是学习！你看，孙权自己率先垂范，而且督促重要将领读书充电，大有将孙吴建设成学习型政权的模样。君臣素质全面提升，才能吸引人才，产生智谋，最后取得辉煌武功。因此，学习才是真正具有根本性质的法宝。

玄机之二，是什么因素促使孙权这样做呢？竞争压力啊。曹操年纪老经验多，地盘大力量强，都还“老而好学”孜孜不倦，我们要是不迎头赶上，将来肯定要吃这个老学习模范的大亏。孙权有压力，压力还很大，所以把这件事抓得很紧。抓紧时间读书充电，曹操是如此，他的儿子曹丕也是如此。《三国志》卷二《文帝纪》裴松之注引《典论·自叙》中，记载曹丕自己的话说：“余是以少诵《诗》《论》，及长而备历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百家之言，靡不毕览。”还有刘备也是如此，他临终前就谆谆嘱咐刘禅：“可读《汉书》《礼记》，闲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这段话见于《三国志》卷三十二《先主传》裴松之注引《诸葛亮集》。当然，诸葛亮也是如此：“与颍川石广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俱游学，三人务于精熟，而亮独观其大略。”这段话见于《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魏略》。总之，三国的君臣，在沙场血战的同时，又抓紧时间读书充电，在这方面展示出强烈的竞争态势。因此，三国的竞争，从根本上说，是学习的竞争。而从实际的效果来看，读书充电的佼佼者，如孙权、曹操、刘备，最终都成为三国的胜利者；完全不读书充电者，如董卓、吕布，即便曾经一度控制朝廷大权，最终还是成为死于非命的失败者。

玄机之三，读书读什么书？“知识就是力量”虽然是名言，但是，用什么知识来充电，却是关系到充电是否成功的关键。知识如海，生命有限。漫无目标地读书，对闲人是享受，对忙人则是奢侈。所以事务繁忙者，必须精心选择自己急需的知识来充电。孙权亲自为吕蒙选择了七部书，其中《孙子兵法》《六韬》属于兵书，《左传》《国语》《史记》《汉书》和《东观汉记》属于史书，史书占的分量最重。五部史书中，《左传》和《国语》主要记载春秋时期历史（后者始于西周末年），《史记》记载从上古轩辕黄帝至西汉武帝的历史，《汉书》记载西汉历史，《东观汉记》记载东汉历史。五部史书相互衔接和补充，形成了完整的历史画卷。统兵打仗的将领，读兵书那是本分，为何还要读史书？玄机在于，军事是政治的工具，所以优秀将领必须分辨政治风云；军事又是群体的行为，所以优秀将领又必须协调人际关系。在古代，集中记载政治风云和人际关系的教科书，首先就是史书。《史记》《汉书》也在曹丕阅读的书目中，刘备为刘禅开列的首选书也是《汉书》。真是应了那句话：英雄所见略同。

玄机之四，书要怎么读？你会说，这个问题太小儿科，谁不会读书啊！其实不然，读书方法不是小儿科，而是涉及教育体制的大问题。我们常说应试教育，其实搞应试教育的老祖宗，就是孙权和吕蒙出生的东汉。东汉的人才选拔，以儒经考试为中心，孝廉、茂才为主要科目。孝廉由各郡行政长官，按照每二十万人口举一人的比例进行，以品德的孝顺廉洁为标准。茂才由每州的行政长官每年举荐一人，以才能突出为标准。东汉全国在册人口将近五千万，按照上述比例计算，每年推选孝廉在二百五十人左右。而全国十三州，每年推选的茂才总数不过十三人。所以人才选拔，以孝廉为主体。入选的孝廉，要到京城洛阳参加考试，合格就能当官。考试考什么？考的是儒家经典。从众多儒经中，任意抽取一段，要求考生进行阐释和发挥。如果对儒经不能读得滚瓜烂熟，就会交白卷。于是，把儒家经典熟读精读，就成为读书人必须听从的指挥棒。读得熟，读得精，才能应付考试，才能当官发财。至于这些知识对素质的提高，对能力的培养有没有用，那就不管了。这样的教育体制，不正是典型的应试教育吗？

明白了以上时代背景，再来看孙权在读书方法上的指点，玄机就容易破解了。他不要吕蒙熟读儒经，就是不走应试教育的老路。什么是新路？根据本职工作的实际需要，广泛涉猎史书，了解历史大事，开阔眼界增长智慧就是新路。涉猎虽然广泛，了解却有重点，这是高效率的实用性读书方法；围绕的中心是开启眼界增长智慧，这更是突破应试教育体制的素质教育和能力教育了。

走新路的还有诸葛亮。上面说他在荆州与石韬、徐庶、孟建一起游学。三人读书“务于精熟”，还在走应试教育的老路。唯有他读书是“观其大略”，即只选读有用的精华，与孙权的主张有异曲同工之妙。这就又应了那句话：英雄所见略同。

孔明日后的隆中对策，展现出非凡的大局观，赤壁之战时，又提出联吴抗曹的大谋略，都得益于这种素质和能力的教育。现今吕蒙受到孙权如此的勉励和督促，他收到的效果究竟如何呢？

吕蒙收到的效果究竟如何，鲁肃的亲身感受就能说明问题。这个故事也记载在《三国志》卷五十四《吕蒙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中。

那是东汉献帝建安十五年（210），鲁肃西上荆州，途中路过寻阳（今湖北省武穴市）。寻阳要塞的守将不是他人，正是吕蒙。鲁肃以往在吴县（今江苏省苏州市）见过吕蒙，当时的印象是一勇之夫。心存轻视的鲁肃，官位又比对方高，所以不愿去拜访。经部属劝说，鲁肃勉强停船，上岸去见了一面。不料一交谈，吕蒙的学问见识，连自负渊博的鲁肃也相形见绌。鲁肃大为惊叹，不禁拍着吕蒙的背，由衷赞叹道：“吾谓大弟但有武略耳。至于今者，学识英博，非复吴下阿蒙。”我还以为贤弟只有武勇战略而已，谁知今日学识精到广博，已不再是当初在吴下见到的那个阿蒙了！

吕蒙笑答道：“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当下二人畅谈至夜深。吕蒙认为鲁肃如今镇守的陆口（在今湖北省赤壁市西北），与上游的关羽接壤，其人骁雄异常，很难相处，便为鲁肃拟就三条应对之策。鲁肃佩服之至，于是按照当时好友之间的礼节，登堂入室拜见吕蒙的老母，从此二人结为至交。这就是成语“刮目相看”的由来。

鲁肃与吕蒙的这段故事，大家都知道。但是这中间透露出的玄机和信息，却未必都能领会。首先，是他们二位的亲密关系。其实在当时，不同姓的平辈男性，只要友谊深厚，都能以兄弟相称，并不需要所谓的桃园结义焚香拜神的仪式。而是否具有兄弟一般情分的重要标志，就是能否进入对方家庭隐秘的内堂，面见对方的女眷（母亲或是妻子，特别是母亲）。鲁肃是“遂拜蒙母”，见于《三国志》卷五十四《吕蒙传》；而周瑜当初与孙策也是“升堂拜母”，见于《三国志》卷五十四《周瑜传》。可见结为异姓兄弟，拜还是要拜的，只不过不是拜天地神灵，而是拜见对方的母亲。其次，是他们二位的优良作风。当时鲁肃是孙吴全军的主帅，吕蒙则是君主孙权重点培养的新生代将领。他们二位在一起，完全有条件搞大吃大喝，腐化堕落，或者搞拉帮结派，合伙谋私。但是他们对不良风气说不，而是在读书充电上相互激励，在素质提升上彼此欣赏，作风很正派，品位很高尚。他们没有虚度自己的光阴，不枉自来人间一遭。他们留下的，是美名和英名，而不是恶名和骂名。古人如此这般的道德风范，真是值得我们好生学习啊！

不久鲁肃便向孙权报告此事，孙权听了大为感慨：“好学难得，身居要职依然好学，那就更难得了！”正是因为这一番话，几年后鲁肃病故，孙权任命吕蒙接替鲁肃，使吕蒙成为孙吴又一位杰出主帅。孙吴的前三位主帅，周瑜去世前，推荐鲁肃接替自己；鲁肃在任时，又大力为吕蒙开路。这种相互鼓励上进，彼此欣赏推举，毫不相互嫉妒的品格光辉，正是孙吴前期兴旺发达的关键性因素，更是值得我们效法的好榜样。世间上有好多事情，都是因为相互嫉妒，大搞窝里斗，最后弄成一团糟，既损人也不利己，令人感慨啊！

吕蒙在战场上的实际表现，就更能说明问题了。史书记载，他在发愤读书之后不久，就做出了一件后来影响淮南战局的项目策划。什么项目呢？就是建立濡须水口的军事壁垒，当时叫做濡须坞。那濡须水，是长江北岸的一条支流，北通巢湖，南通长江，在今安徽省含山县西南，是裕溪河的北段。建安十七年（212）冬天，曹操出动十多万大军，号称四十万，准备取道濡须水，南下长江进攻孙吴，想要洗雪赤壁败逃之耻。孙权召开紧急军事会议，研究对敌策略。一些有勇无谋的将领认为：赤壁之战我方把曹操大军杀得落荒而逃，足见长江之上，我方水军所向无敌；所以我们尽可以等曹操水军进入长江，便可在长江之上一战而歼之。

但是，吕蒙的意见完全不同。在他看来，用兵之道，贵在变化，不可能一成不变。现今强敌卷土重来，对于长江水战必定会有充分的准备。任随对方进入长江，正是对方求之不得的事。所以最好的应对办法，是抢先在濡须水进入长江的水口处，沿着两岸建造坚固的壁垒，将这条战略通道，牢固控制在我方手中，阻止对方的水军进入长江。时间一久，对方军心沮丧，必定会撤兵退走。

孙权听了心想：这才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高明之见，也不枉我对他在读书上的一番关心培养了。于是，立即按照吕蒙的方案，配备了一批精兵强将，在濡须水口的两岸，修筑半月形的坚固壁垒，取名为“濡须坞”。坞者，即军事壁垒之意也。

第二年的正月，曹操的大军抵达巢湖，在巢湖的北岸安营下寨。孙权出动七万大军迎战，以水军列阵南岸，封锁了濡须水；另外以精锐步兵，分里外两重防线，固守濡须坞。部署完毕，孙权持重不战。相持一月有余，曹操在水陆两处皆未得手，眼看军粮将尽，不免有退军之意。

就在这时，孙权派人送来书信一封。据《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主传》裴松之注引《吴历》记载，书信中有信纸两张：第一张上是八个字：“春水方生，公宜速去。”春天的水大了，您应当赶快走了。第二张上也是八个字：“足下不死，孤不得安。”你老前辈不死，我就得不到安宁。曹操看后哈哈大笑，对部下说：“孙权小儿没有说假话。”于是传令撤军。此时的孙权，依然严阵以待，并不出击。曹操远远看到，对方水面的战船队列整齐，岸上的步军壁垒森严，不禁发出那句流传后世的赞叹：“生子当如孙仲谋！”

孙权在这场大战中，着实出了一个大彩。但是这八面威风的幕后策划者，却是年轻的军界新锐、读书充电的好模范吕蒙。

后世讲三国，讲智谋的竞争，讲武力的竞争，却往往忽略了一个关键点，即读书充电的竞争。即便提到了读书充电的竞争，又往往忽略了另一个关键点，即当时的英贤在读书方法上的讲究和重视。在当今的竞争社会，对于读书充电的重要性，可以说是人所共知了。但是，究竟应当如何根据自身的条件和需求，来选择和设计一种最为恰当的读书方法，从而使自己真正获得素质和能力上的有效提升，却不一定都认真动过心思。看了吕蒙的实例，再好好回味一下孙权的叮嘱，或许会有所领悟。这正是：

素质升华成大器，成功何在细思量。

要想知道吕蒙如何在国家谋略上展现雄才，请看下节。

二　谋略峥嵘

在上一节《军界新锐》中，我们介绍了吕蒙二十六七年军事生涯的前半部分。今天开始涉及后半部分，先讲吕蒙在荆州这个焦点问题上的谋略策划。

自从东汉献帝建安十三年（208）赤壁之战前夕，孙权和刘备两大势力开始接触之后，两者的关系，如同游乐园的过山车一般，经历了一个大起大落的过程；而且这种关系，还与孙吴军队的主帅一一对应。最初二者是被迫联合，成为共同抗击曹操的同盟战友，对应的是第一位主帅周瑜。接着迅速升温，成为相互联姻的火热亲戚，对应的是第二位主帅鲁肃。之后发生巨变，双方大打出手，变成生死对头，对应的是第三位主帅吕蒙。两者关系之所以发生巨变，从而完全改写了荆州的政治格局，其幕后的隐身谋略策划者，正是吕蒙。那么吕蒙为何要做出这一导致双方关系发生巨变的谋略策划？他又做出了怎样的谋略策划呢？本节就来破解其中的谜团和玄机。

先说第一个问题，吕蒙为何要做出这一导致双方关系发生巨变的谋略策划。在笔者看来，早在吕蒙接替鲁肃担任全军主帅之前，孙刘两家还打得一片火热的时候，他就已经显示出主帅型名将亚军的深谋远虑和责任担当。他敏锐地判断：自己国家在荆州的核心利益，必将受到损害；而损害者不是别人，就是眼下的同盟者刘备。作为一名以捍卫国家核心利益为天职的军人，有责任未雨绸缪，在事先就拟定一套应对变故的谋略策划。那么吕蒙做出如此事关重大的判断和策划，他有依据吗？有的。依据有二：一是历史的旧账，二是现实的威胁。

历史旧账是什么？“三国探客”告诉你。

所谓历史的旧账，乃是孙刘两家，在瓜分荆州地盘上的收入和支出。这本旧账的产生根源，在于当时的荆州，是一块十分诱人的大蛋糕，而这一点，是由荆州的经济地理决定的。东汉的行政体制，最初是郡县两级制。到了晚期，演变为州郡县三级制。除开附属的西域部分，全国十三州，有上百个郡，上千个县，在册人口将近五千万。其中的荆州，主要地域在今湖北、湖南、河南三省，是一个地域广阔而人口繁盛的大州。下辖七个郡，一百一十七县，在册人口六百零七万，大大超过每州三百八十五万人口的平均值。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北方的黄河中下游，南方的江淮流域和江东，都变成了血火横飞的战场。而地处南方长江中游的荆州，在军政长官刘表的经营之下，则是一块相对安静富庶的乐土，因而包括刘备、诸葛亮等在内的大批精英人物，才会从北方来到荆州避难安身。但是，当上面三大块战场的割据群雄纷纷被剿灭，曹操和孙权成为胜利者之后，荆州的幸福时光也宣告结束，因为这块大蛋糕被两个胜利者盯上了。

建安十三年（208）上半年，孙权首先出手，向西扩张消灭了刘表的部将黄祖，切割了荆州中部东面的江夏郡。接下来曹操下手更狠，出动二十多万大军，南下襄阳（今湖北省襄阳市），先后切割了荆州北部的南阳郡，中部西面的南郡之后，又掉头向东进攻孙权，爆发了赤壁之战。赤壁之战后，荆州大蛋糕被切成三块：北部的一块，即南阳郡再加南郡北端的襄阳，由曹操继续占有；中部的一块，即南郡和江夏郡，由孙权分享；而南部的一块，即长沙、零陵、桂阳、武陵四个郡，则落入刘备之手。好比一个鸭梨横切成三段：最小的上段归曹操，较大的中段归孙权，最大的下段则归了刘备。

以投入产出比而言，刘备获得的利润当然最大。此前的他，还在刘表那里当客人，说白了是吃救济，手中完全没有自己的产业。赤壁之战中，又只是敲边鼓的配角。然而他却切下最大的一块，面积超过荆州的一半。但是他不满足，因为自己这块蛋糕虽然最大，却并非最甜。最甜的部分在哪里？就是孙权盘子里的南郡。为什么南郡这块最甜？因为它北面有重镇襄阳扼守汉水，南面有要塞江陵（今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控制长江，正北是通往京城洛阳的干线大路，向西是进入三峡前往益州的必经水道，在荆州各郡中，其军事价值最大。如果不占据这个交通的大十字口，那么诸葛亮“隆中对”所说的“跨有荆、益”，“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两路夹攻中原的战略设计，就完全无法实现。因此，想办法将南郡拿过来，就成为了刘备和诸葛亮的当务之急。但是，南郡当下是在孙权手中，如何拿过来呢？用武力吗？肯定打不过势头正旺的孙仲谋。想来想去，想出一个成本最低的办法：借。于是，后世常说的“借荆州”就新鲜出炉了。

借荆州的故事流传很广，但是误会者也很多。有的人以为借荆州，就是借整个荆州的郡县；清朝学者赵翼又走另一个极端，认为这完全是孙吴一方造的大谣。其实，不要说曹操还控制着南阳郡，就是孙权，也一直把江夏郡握在手中，从未出借过。可见“借荆州”，绝对不是借荆州的全部。由于荆州的行政中心一直在南郡，当初刘表在南郡的襄阳，而刘备借到南郡后，也将自己的荆州牧官署设置在南郡的公安和江陵，所以史籍将借南郡一事也称作“借荆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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