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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部分（第2页）

“闭嘴！”那女孩尖叫。“你现在得坐飞机！”

两个人强迫他立正，把他的手臂往后拽。其他的学生们用调羹敲着铁碗，大声叫着，押着李普前后游行。我从教室的后排看着，只希望傅主任不要在这时候把脑袋探进来。我不想解释关于“李普　范　文凯”的文学课怎么会发展到了这一步。

最奇怪的部分，是在同学们很喜欢这个——这是所有的滑稽讽刺戏中最受欢迎的一个，观众们欢呼着，大笑。这完全不是我所预期的；我原本以为，他们会找到一个有技巧的方式做这出戏，来回避那历史阶段中最丑恶的一面，因为我知道许多学生的父母在文革中曾经受苦，遭罪。但仅就现在看戏的感觉而言，我完全感觉不到那个；没有人感到不安，这滑稽戏就跟“仲夏夜之梦”等喜剧那般搞笑，好玩。这就和鲁迅某一次的评论一样：“记性好的人，容易被苦难的重量压垮。只要那些记性坏的人，才能适者生存。”

（我不太赞同何伟在此处引用鲁迅的话。这种评论虽说不无道理，但是带上了道德评判的色彩。鲁迅虽然是一个重要作家，却不能算视野开阔，有长远眼光的那一类。而他过多的道德批判取向，限制了他的视野。那些夸他或者俄罗斯的某某为“民族良心”的说法，也堕入了此中。何伟的家庭有一些教会背景，他身上也不乏传教士的传统精神，让他也显得偏重道德思考。过多围绕着崇高道德打转是不行的，历史已有许多明证。我所推崇的人道精神，当然有道德的成分，却也要充分考虑到人性的多面，要尊重发展法治的力量。

就历史问题而言，几乎没有哪个国家是一味光荣无瑕的。何伟应当加以更多的同情与体谅。西方宗教狂热下的血腥暴力，也是中国所未曾有过的。只是西方人从历史中学到教训，大有改善，这个中国人倒是可以借鉴学习。如果从这一点出发，我可以理解何伟的态度。我们谁也不希望文革重演。）

但我的学生们的记性也不是一味的不好。虽然他们会拿文革开玩笑，却对鸦片战争极度的敏感。我知道这种敏感部分缘于我这个外国人，但在某个程度上，也和哪一段历史在他们眼前出现的多少有关。1800年代中期的事件，仿佛显得更近，更难解决，相较于他们父辈的挣扎年代。中国的历史书淡化了文化大革命，而关于毛泽东的话题则被邓小平的话干净利落地处理了，他是对了百分之七十，错了百分之三十。这些数字似乎每个人都知道，他们似乎有一种神奇的魔力去简化历史。有时候，我会在交流中装无意提到毛对了百分之六十七，想看看有什么反应。毫无意外的，听者总是立刻纠正了我。这使得文革变得极其遥远，一个关于统计数字的问题：毛泽东一生的平均值。

相反的，关于鸦片战争，没什么是单纯的，它似乎在我的学生意识里要沉重得多。一年到头他们都在反复学习那段耻辱的历史，而香港的回归，被描绘成了一次救赎，对他们的个人生命发生重大影响的事件。相反，1989年的学生抗议则是所有事件当中最为遥远的，对我的学生来说，暴力根本没有发生过。他们被迫接受冗长的军训，作为天安门事件的直接结果，而其中有些人却那么爱国，以至于香港的回归成了他们生命中最幸福的一天。

这就是校园里的状况，但当我将更多时间花在城里，我开始发现，对于普通的中国工人，所谓的老百姓而言，事情是不一样的。每周我会跟柯显龙聊两三次，一个在南山们公园的四十七岁摄影师。而我和他沟通越多，就越为他的政治观点而吃惊。他完全没受过教育，但他却具有很有意思的想法；有时他谈到更多民主，以及其他党派的重要性，那些是我在校园里从未听到过的。有一次我提到了香港，但他看上去只是觉得无聊——那对他没任何意义。

“如果香港不是在英国人手里那么多年的话，”他说，“它不会像如今那样富。如果它是中国的话，它就会有大跃进，会有文革，以及其他所有的问题，而那些就会影响到它的发展。我们会像破坏其他东西一样把它也毁了。”

我从没在涪陵听到另外一个人说这样的话，哪怕一点点接近这个的意思也没有，我告诉他我的学生没一个会同意他。

“当然他们的观点和我不同！”他很不屑。“他们知道什么？太年轻了！他们不了解真实的世界；没有经验。”

“但即便那些老教师也没这样的想法。”

“当然！他们每周都上政治课——他们必须得相信共产党说的。我们老百姓有我们自己的想法。我可不需要学他们在大学里学的那些东西。”

我发现，作为一个能思考的人，他的优势恰恰在于他没有经过正规教育。没有人告诉他该去想什么，由是，他能够自由清晰地思考。

对于一个教师来说，这个情形不是很鼓励人。我想的越多，就越对我的学生所接受的教育感到悲观，而我对在这种地方教书逐渐感觉矛盾，心情复杂。尤其让我心烦的是，自从秋季学期以来，我和三年级同学的关系很少有什么改进。他们总是很驯服，很尊敬我，而且他们对文学有极大的热情。我对于诗歌也有很大的忠诚，但这种忠诚有它的局限；我相信，我的工作不但是教文学，也想要发展出一种互相的尊敬与理解，让我们能够很轻松地交换观点。这种情形在我和我的汉语家教身上发生了，尽管有巨大的语言和文化的障碍，在一开始时。这种改变非常难得，因为它需要绝大的耐心和努力，彼此双方都是。最重要的是，它需要诚实，即便这种诚实偶尔带来不愉快的感觉。

但我和学生们的关系，距离这种转变却仍遥远。我没法提到中国人的外国恐惧症，因为他们会显出防备心来，这就告诉我，他们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更接近街上那些偶尔出现的骚扰者，而不是他们的外国教师。而且，还有太多的时刻，他们会不自在地低下头去。这是我所开始讨厌的了——那伟大的低头。每次发生了那种状况，我就察觉到，我不是在教四十五个有着个体思维的个人。我是在教一个群体，而有些时候，这个群体会作同一的思考，像这种的群体就是暴民，即便是在沉默与消极的姿态中。而我总是一个外国人，孤独站在整个班的面前。

当地生活的其他方面也同样开始烦扰我。逐渐的，我发现我在涪陵被监视着，虽然很难说出于什么原因。我写回家的信时常出现被篡改的痕迹，偶尔，我收到曾被打开过的信件。那个春天，我的父母邮寄给我一份纽约时报的旅行栏目，其中有我写过的一个故事，但在我那篇文章的边上，有些什么被小心地剪去了。最奇怪的是，那篇故事写的乃是密西西比河，而唯一提到中国处，是在文章尾部的一个注解，提到作者住在涪陵。没过多久，我给父母发去了一封载于软盘的长信，当他们收到的时候，文中的一部分被抹去了，替代以一串串的X。这是信中唯一带点敏感的话题，描绘了我有一次被三个喝醉的大学生骚扰的意外事件。余下的内容是完整的，出于好奇，我的父母把软盘带去给一个密苏里大学的电脑专家看。他说这种变化只能是故意篡改的结果。软盘的故障不会造成这种变化。

这些事件有点烦人，但主要还是让人感到可悲。为什么要审查一篇关于密西西比河的文章？是谁花时间来读一个在涪陵这种地方的外国教师的信件？这份力气不能花在更有用的地方上去么？我猜测，这些行为的目的是要威胁我——那些活儿干得那么差，显然是想让我发现。但事实上，这种篡改行为，只是更有效地给我提供了例子，展现出了那种构成了共产中国的，毫无目的的受迫害恐慌症。

大学生活里，也显示出了有组织的监视迹象。一月份，一个接近成都地区的志愿者跟一个的士司机发生激烈争执后，被带到了当地的警局。那个志愿者明显是做错的那一方，最终他被送回了美国；但在问讯期间，他发现当地警局备有一份他的记录，内容是他在课堂上所说的任何会引起争议的话。所有一切都在那儿——他关于资本主义的评论，毛泽东，还有任何敏感的内容。他对于中国的政治限制尤其不敬，但我知道，我们所有人多少都曾经越界。而我知道，在涪陵的警局，大概也有一份我的资料，关于我提到的鸦片战争，我提及的外国人恐惧症，以及我在课堂上所说的其他内容。

这儿有一些学生干这种活儿，报告我所用的材料——政治告密者，多少算是。很有可能，他们是最好的学生；也许有些是我最喜欢的。但他们还是跟踪我的言行，在我上课时，很难不想到这个。

在课堂上，最困难的事儿之一，乃是引导同学们进行讨论，因为通常，学生们的观点都是一样的。你得去想到用罗宾汉，因为在这种情形下，他们不会去想到那些教给他们的东西。关键点在于去哄出他们自己的观点来。在秋天里，用罗宾汉就很好，到了春天，亚当的关于计划生育的讨论，也用了同样的方法。

他在他的文化课上，涉及到了人口问题，而我们想出了一个讨论的题目，在我们坐在我的阳台上喝当地啤酒的时候。你根本没法公开讨论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没有人敢于反对——但你可以自由地讨论美国。是以那个题目就来了：美国应该采取法律，限制大多数的夫妻只生一个孩子么？

亚当给四个班都上了这课，而情形总是把学生们平均分成了两派。这种分派中有一个模式——那些党员以及其他处于权威位置的学生，总是倾向于实施该政策；而反对的那一边，则包含了一些非主流的边缘元素。他们在一个美国的课堂上，当然算不上是边缘人士，但在涪陵他们就很瞩目了——一些较为安静的学生，那些和班上的政治组织毫无关系的，有点偏移的人。

每次，他们后来都在无意识中讨论起中国来了，那当然正是亚当所想要的效果。在最后一个讨论中，当争论变得激烈，一个叫丽贝卡的学生站了起来。

（这是一个女孩的名字。）

他是个三年级学生，给自己取了一个糟糕的英文名字。他留着浓密的平头，一双疲倦的眼睛，显然，他是很聪明的，然而他却很懒，经常通不过考试。我从未见过他和其他的同学交往。在争论中，他是反对美国接纳计划生育政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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