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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9部分（第1页）

我也不清楚在整体部署中我们起了什么作用。

在这夏日的夜晚，我坐在和风之中，尽力回想着我们服役过的那些基地、战舰和工作站的名称。我不知道，这些曾经为祖国做出杰出贡献的特殊的战舰和秘密基地，会不会在阴冷的历史长廊中留下某些纪念……那些基地的名字听起来很奇怪，基地的四周围着铁篱，大门由荷枪实弹的士兵把守，警告牌上写着：“未经许可，不得入内！”秘密基地安装着的一排排奇形怪状的被称为“长颈鹿”或“恐龙骨架”

的天线。可是人们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些基地的名字。

另外一个前情报截获人员难过地说：“技术进步了，因此昨日的工作方式如今再也用不上了……编制缩小了，人员减少了，我们在菲律宾的几个基地撤销了，冰岛的凯夫拉维克撤销了，意大利的圣维托撤销了，巴拿马的盖雷塔岛撤销了，韩国的平泽撤销了，阿拉斯加的埃达克撤销了。”

一名退休的海军密码专家在著名的《海军研究》上发表文章写道，海军安全小组现在已经没有价值了，用于这个小组的宝贵的经费可以用到海军内其他更合适的地方。安全小组的前景相当黯淡，该小组组长、海军少将艾赛亚。科尔不得不安慰那些焦虑不安的老密码专家们说，他们的机构不会取消。“海军安全小组还会存在，”

他大胆而果断地说。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由于经费削减，“目前处境困难”。

随着冷战的结束，国家安全局辉煌的年代也随之结束。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几乎是人满为患，”一位国会助理人员说。1983年，国家安全局基建项目（经费总额为7600万美元，另定下一年为2　二2　亿美元）差不多占五角大楼全球范围内基建预算总额的20％。新增的两座办公大厦为该机构的总部提供了比11座纽约市世贸中心还要大的办公面积。

但到了1997年，情报部门的预算已经削减到1980年、即卡特政府的最后几年的水平。可是过了不久，里根政府就允许这些幽灵般的安全人员动用诺克斯堡金库的黄金。与此同时，国家安全局许多昂贵的监测卫星使用寿命期已过，而又无法更换。

在1991年到1994年这几年间，间谍卫星的数量差不多减少了一半。“在用于情报的经费总额中，国家安全局所占的份额也可能减少，”海军上将威廉。斯蒂德曼在1992年4　月8　日的一次告别会上坦诚地对他的员工说，“我们将要过紧日子，这就要求我们继续用较少的钱办更多的事。”

斯蒂德曼的忧虑是有根据的。在1990年至1997年间，该机构不得不裁员17石％，而且计划到2001年使裁员总数达到24％。由前任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领导的一个专门委员会声称，整个情报界至少还要裁员10％。此外，五角大楼一位监察长在1991年做的调查——这对国家安全局而言还是头一次——表明，该机构的许多关键部门都是头重脚轻，高层人员过多，而且管理人员玩忽职守。“我们发现该机构的发展缺乏统一管理、统一部署，”这份调查报告最后说，“国家安全局缺乏足够的内部监督机制来保证该机构高效履行其职责。”结果弓！起了一场机构大改组。斯蒂德曼的继任者迈克。麦康奈尔于1992年10月1　日实施一项重大改革，副局长职数砍掉40％，中层管理人员职数砍掉29％，低层管理人员平均砍掉50％。同时，有权直接向局长汇报的人由90人减到15人。

“国家安全局的工作人员将会深受这些变化的影响，”国家安全局《业务通讯》宣称。麦康奈尔对他的高层人员说：“由于经费减少，我们必须减少机构的一般管理费的开支，并且建立一套效率更高的运转体制。”但是，削减人员似乎给机构的预算带来了矛盾性的影响。由于通货膨胀、职位晋升、福利提高等因素，经过压缩的员工队伍的费用随之增高。这些因素使得国家安全局员工工资总额所占预算总额的比例发生了变化：1990年约占30％，而1996年接近40％。白宫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这个问题“很严重”，并说“划拨到工资单上的钱越来越多，这就挤占了投资新技术的费用，并限制了工作的灵活性”。看来，国家安全局裁的人越多，用于卫星和计算机的钱就越少。

麦康奈尔于1992年5　月份接替斯蒂德曼时，压缩编制的问题正等着他来解决。

“员工们该利用这个机会回到自己的业务领域，”新局长根据《业务通讯》的内容解释说，“跨专业培训、技术分类和任务涵盖等用语将来都是时髦的术语。”削减经费的这把大斧甚至要砍到一些离该机构最遥远的监听站。为了进一步削减经费，在一些还没有完全关闭的监听站，国家安全局的文职人员将逐渐地被军职人员所代替。由于削减人员和经费的工作将继续推人到新的世纪，所以该机构鼓励员工们参加一个被称为“如何应付变化”的研讨班，并请了一位著名的演讲者到弗里德曼礼堂做了题为“动荡时期求发展”的专题报告。

大多数人原来认为，在国家安全局工作几乎是最保险的，这儿永远不会发生裁人的现象。“当时在私营企业工作的邻居和家人面临失业的危险，我们仍安然无恙，”

1992年，一个忧心仲忡的工作人员说，“而现在我们也是前途未卜，我们的处境再也不令人羡慕了。在这儿上班也不轻松。”辞职人员在离职时的谈话中也表现了同样的忧虑。

但是也有人认为长期以来国家安全局人浮于事。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解码工作计算机化过程中起过主要作用的霍华德。坎佩恩博士认为，这些机器本应降低人员的开支。“我原以为……这些都是节省人力的设备，”这位前任研究部主任回忆说，“我们就不会需要很多的人手了。而我们还有这么多人，这一直是一件令人失望的事儿。当然，我们所做的就是用这些设备完成了更多的工作，而没有达到更省钱的目的。但我现在仍然觉得，我们应该用更少的人力来完成这些工作。机器要增加，人员要减少。”前任局长助理提了一条建议：派那些被替换下来的人去“充实‘天线’加工厂，要么就退休”。

为了缓解大量裁员的压力，1999年对4000多人采取了买断工龄的做法。与此同时，国家安全局对许多要离开该机构的人员采取了一种“软着陆”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将这些人员转到那些与国家安全局有重大合同关系的秘密的国防企业内去工作。第一年，被转人员将按照国家安全局的合同领取工资，一年后就可能被该企业聘为正式职工。

尽管工作已变，办公地点已变，但是许多合同还要求这类员工就留在国家安全局内。例如，芭芭拉。普雷蒂曼从国家安全局“健康、环境与安全部”的参谋长的职位上退下来后，根据软着陆计划，受聘于“联合信号”公司，而她只需搬到国家安全局的“信息系统安全办公室”工作，在那儿，她的工作就是组建信息安全教育方面的一个全国性的研究会。

参加这个计划的其他公司包括科学应用国际公司、洛克希德一马丁公司等。用于这项软着陆计划的资金来自该机构早年辞退高级官员所节省下来的基金。到1988年，该计划实施2　年，已在8　个企业安置了300　多人，从而为国家安全局共计节省2500万美元。

迈克。麦康奈尔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期出生在南卡罗来纳格林维尔的蓝岭山麓，1966年毕业于当地的弗曼大学，获经济学学位。不久之后，他参加了海军，并以美国战舰“科利顿”号的负责损失管理的官员的身份到了越南。“科利顿”号属于涓公河三角洲河上移动部队。战争中他幸免于难，随后到日本横须贺，在海军调查部从事反间谍工作，并爱上了间谍这项工作。后来到国防情报学院学习，成了一名情报专家。

1976年，麦康奈尔被派往西班牙的罗塔担任“海军海洋侦察情报所”指挥官，从而步入了信号情报界。“四名海军军官和一名国家安全局的文职官员手把手教我学习信息情报方面的知识，”他回忆说，“作为一名年轻的海军上尉，我认识到信息情报很难学，很复杂，很深奥，其深度和广度都难以理解……这次经历对我使用信息情报的后半生的职业生涯产生了巨大影响。”

麦康奈尔还做过其他工作，如以美国战舰“拉萨尔”号军事情报官的身份巡视了波斯湾和印度洋，后来才转到国家安全局，负责海军部的工作。接着他到珍珠港担任太平洋舰队的最高海军情报官，在此项工作中他荣获了他的第一枚星形勋章，并在担任参谋部的主要情报官、处理苏联解体和海湾战争这类问题期间荣获了第二枚星形勋章。

在国家安全局，麦康奈尔很快发现监听工作比将截获的信息转换为完整、可用的情报要容易得多。通常情况下，解码——“加工”——是最艰难的工作。“我有三个主要问题，”人们常常听到麦康奈尔说，“加工，加工，加工。”

翻译也是一个大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还存在一个由‘用纳瓦霍符号交谈的人’组成的世界，”麦康奈尔解释说。他所指的是那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雇用的美国土著人，由于他们的语言无法书写记录，而且几乎不为部落以外的人所知，敌手几乎无法翻译，所以雇用他们传递秘密信息十分安全。“由于美国在其利益可能受到威胁的任何地方可能卷入当地的小冲突和地区危机，因而其潜在的情报目标是多种多样的，”麦康奈尔继续说，“所以我们现在面临着难以置信的语言方面的挑战。”

裁员和改革迫使许多管理人员下到基层，重新拿起他们昔日的耳机，回到接听信息的岗位。同样，那些过剩的身怀语言技能的人，如俄语语言专家，必须改学另一门语言，或者从头学习一种新的技术。

冷战的结束虽然使美国的大部分地区更加平静，却使国家安全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苏联和东欧这些传统的目标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几乎遍布全球的新问题。1980年，情报经费预算中针对苏联的部分不低于58％。3　年以后，急需俄语专家的国家安全局要求包括宾州大学和乔治敦大学在内的15所院校参与该机构的一项秘密的俄语实习计划。

可是到了1993年，针对俄国的情报经费预算只有13％，俄语人员纷纷改学新的语言。一时间“奇异的小语种”成了热门话题。

小语种长期以来是国家安全局的弱项。例如，1985年，有关方面截获了利比亚的外交情报，情报内容是讨论如何策划在西柏林的拉贝勒夜总会发动恐怖袭击的活动。然而，根据情报专家的说法，由于缺乏柏柏语的翻译人员，在解读这份情报时，延误了关键的几天时间，结果，致命的爆炸事件已经发生。

1986年，博比。英曼向国会的一个委员会提出警告，“语言培训能力的日益恶化”构成了“威胁我们国家安全的主要因素”。五角大楼的情报人员与培训部主任克雷格。威尔逊也强调了这一观点，他谈到，国防部和情报部门“不重视”第三世界的语言，这种现状“不容乐观”。

麦康奈尔到任一年后，克林顿总统考虑对前南斯拉夫采取军事行动，国家安全局开始担心找不到足够的人员担任塞尔维亚一克罗地亚语翻译。因而1993年4　月23日，一则奇特的广告刊登在《商务日报》上。这则广告是国家安全局军事组织“军事情报与安全指挥部”刊登的，内容是“招聘大约125　名能为美国驻南斯拉夫的军队担任笔译和口译的语言专业人才”。广告称，这项工作“将在充满危险的严酷的环境中进行”，而且政府将提供“人寿、伤残与医疗保险”的费用。

第二年，克林顿总统命令美国部队到海地去恢复秩序，此时国家安全局又出现了类似的危机，“几年前，海地危机爆发的时候，”特里。汤普森说，“我们到处寻找，当时在整个密码系统，总共只有三个人懂海地的克雷约尔语，一个在国家安全局，一个在海军，另一个在陆军，这就是当时的情况。因此，我们不得不到外面去找人——于是就雇用了一些在华盛顿市区给人家打杂。会讲海地的克雷约尔语的人，并把他们送到（马里兰州）哥伦比亚的一幢大楼里去翻译材料。”

语言人才短缺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这项工作做起来枯燥乏味。“你头戴耳机，脚踩踏板，坐在那儿身体前后摆动，绞尽脑汁地揣摩别人说话的含义，”国家安全局一位前俄语专家回忆道，“这是一项重复性很高的工作，极其枯燥，要求又严。

干这件工作能把你逼疯。“然而，这件工作也能使你学到很多东西，另一位俄语专家回忆时说，而他就是在监听苏联军队通过步话机讨论在塞尔维亚军事行动的对话时学会了俄语中许多骂人的话。

为了解决语言方面的问题，麦康奈尔局长悄悄地向学术界求助。国家安全局资助多所院校，不但鼓励他们为院校和国家安全局培养小语种的教师，还鼓励他们编写这方面的教材和教学资料。接受资助的院校中就有以黑人为主的佛罗里达农业与机械大学，该大学得到174　万美元的资助，用于开设较难的主要在南非使用的祖鲁语和科萨语、伊朗的法尔斯语和南亚次大陆使用的旁遮普语和孟加拉语等语言课程。

该机构的官员们希望，通过这项资助还能为该机构招聘到顺利完成这些课程的黑人学生，从而不仅建立起国家安全局的语言基地，还有助于增加少数民族员工的人数。然而不幸的是，学习上述课程的许多学生对通讯网监听工作的兴趣远不如对国际商务的兴趣，因而永远不会为国家安全局工作。

国家安全局几十年来一直致力完善的解决方案就是采用机器翻译。20世纪80年代早期和晚期，国家安全局的工作主要是针对各种各样的危机——俄国人入侵阿富汗，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接管伊朗，还有萨尔瓦多的内战。“国家安全局所面临的用各种语言和符号印刷的文件带来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国家安全局的一份报告说。

国家安全局收到的成堆的文件都是用奇怪的语言。奇怪的字母写成的，为了找到快速翻译这些文件的办法，国家安全局求助于宾夕法尼亚大学。

由五角大楼以国家安全局的名义资助的这个试验项目，就是研究一项能够对几门小语种进行识别和认读的光扫描技术。这套机器最终能够翻译用不标准的西里尔字母印刷的阿塞拜疆语的报纸。前苏联阿塞拜疆加盟共和国境内以及伊朗和阿富汗境内相邻地区的几百万人所讲的阿塞拜疆语是突厥语的一支方言。这个项目涉及的语言还包括索马里语、斯洛文尼亚语、还有乔尔蒂语一一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等部分地区使用的一种玛雅印第安语。

如今对于那些更常见的语言，国家安全局使用系统翻译这类软件程序进行处理，系统翻译软件用包含50多万词条的俄语词典，每小时能自动翻译750　多页文本材料，用这个程序翻译技术资料准确率达90％以上。总的来说，人工翻译一页资料需要45分钟。国家安全局还开发出一项技术，使得没有语言专业知识的分析人员能在机读外语数据库中快速找到关键词和主题句。

国家安全局开发出被称为语义林的软件，从而使其在大量的词语中找出确切的含义的能力有了进一步的突破。有了语义林，国家安全局就可以对截获的谈话、传真、网络传输等材料或其他文字材料进行筛选，并机智地找到该机构最感兴趣的目标材料。这个软件之所以称为语义林，是因为它能够根据词义的相关性为文件中的每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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