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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连篇（第1页）

我出生在罗马一个显贵门第。我三岁时，父亲不幸去世、母亲尚年轻，立意改嫁，托一个无子女叔父照管我的学习。他高兴地、甚至是迫不及待地收留了我，因为他想利用他的监护人身份，决定把他收养的孤儿，培育成一个忠于神甫的信徒。

对于狄法洛将军的历史，知道的人太多了，这里就用不着我赘述。将军死后，神甫们看到法国军队威胁着这个宗教之国，便开始放出风，说有人看到基督和圣母木头塑像睁开了眼睛。人们完全轻信了这种宗教谎言，他们排着长队请神保佑，整个城市被灯火照得如同白昼。信徒们带着祭品，纷纷拥进教堂。叔父渴望亲眼看看别人大谈特谈的奇迹，便把家里所有人组织成队，他穿着孝服，手拿带耶稣像的十字架，走在前面。我跟着他，手举一支点燃的火炬。我们都赤着脚，怀着一个坚定的信念，即我们越显得谦卑，就越会博得圣母和她儿子的怜悯，会让我们看到他们睁开眼睛。我们这样列队到了圣-玛瑟尔被堂。这里人们摩肩接踵，不停地呼喊：“圣母玛丽亚万岁！圣母玛丽亚和她的神圣造物主万岁！”守在门口的士兵只许祭祀的队伍通过；不让从教堂四周汇聚的人群进去。我们轻易地到了里面，在栏杆旁，我们拜倒在圣母和她儿子的雕像前。人群在喊：“你门看，他们刚才睁开了眼睛！”大多数人处在什么也看不到的位置，却虔诚地跟着别人欢呼。而那些异教徒，特别警惕自己流露出怀疑表情，否则人们会毫不手软地将他们杀死。我叔父凝视着圣像，欢喜若狂，喊道：“我看到了，他们的眼睛一张一合了两次。”而我，一个可怜的孩子，站得两腿发酸，尤其是长距离赤脚走路，弄得疲惫不堪。我蓦地哭了起来。叔父强迫我屏住气，并要我一心想着圣母，而不是自己的脚。我们在教堂里还看到一个名叫巴达施的成衣商，带着他妻子和扶住拐杖勉强能走路的瘸腿小孩。好心的父母将孩子放在祭坛平台上，便高呼起来：“保佑他吧！保佑他吧！”他们时而向着基督、时而向着圣母，喊着同一个口号。半小时后，母亲对儿子说：“圣母有灵，我的孩子，圣母有灵。”他们以为是时候了，便离开祭坛，口里不停地喊着：“圣母有灵，孩子，你甩开拐杖吧？”可怜的孩子听了父母的话，丢开支撑，从四级台阶上摔下，头磕在地面上。母亲闻声，跑去扶起，立即送到保健医院包扎伤口，可怜的孩子骨头挫伤，并不能离开拐杖。看完这个插曲，我们离开了教堂。在回家的路上，我们仍排着队，喊着一般的口号。

回到家，我虚心地向叔父求教：为什么圣母忍心让这无辜的孩子跌得这样惨？叔父回答我：“我的孩子，你以为上帝和圣母要给所有人创造圣迹？这种思想千万要不得。为了获得上帝宏大无比的恩惠，我们应有一颗虔诚的心，而不应有任何抱怨。”

要是在圣迹这一话题上大加发挥，恐怕几本书都写不完。我这里只谈一件事：在罗马的波拉罗拉广场，有一幅被称为得-撒包纳罗的圣母像。有人说那照着画的长明灯用的不是油，而是圣母自身的乳汁。为了让别人相信这一谎言，他们还往水晶玻璃灯碗里，注入一种乳白色的液体给大家看。神甫用白色宽大的法衣和襟带，接收人群呈上的念珠，再浸泡在那圣洁的液体内。我和叔父随祭祀的队伍，去拜圣母像。并趁此机会，到神甫跟前，请他接下我们的念珠，说了好一阵，他才肯接。他退还我们的念珠，并没用乳汁浸泡。而用的是粘粘糊糊的油，擦了好一阵，才能装进我们的口袋。

一七九七年，法国军队占领了罗马，建立了共和制。并且立即组织了一支国民卫队。叔父的思想言谈，与战胜者大相径庭，但也不得不掩盖自己的敌对情绪，去申请上尉军衔，这让他心烦地去协助办理联盟节的筹备工作，而叫我去参加共和国的盛大节日前夕在梵蒂冈广场举行的宗教仪式。我与其他孩子一样，穿着老式衣服，头戴花圈、脖子上套桂枝花环。对这种爱国的别出心裁的活动，我感到比列队去朝拜圣母有趣，我的同伴也和我一样高兴。更令我们愉快的还是在仪式结束时，圣-彼尔广场上举行的盛大晚宴，可叔父对我的非难，破坏了我的愉快心情。我一回家，他就给我清洗脑子，要我认识异教徒标新立异、亵渎圣灵是十分可恶的，他们真正的目的，是要让淫秽和糜烂的东西充斥基督世界的首都。他还说，如此节日，是魔鬼胜利的日子。我们参加了这种肮脏活动，已别无选择，只有多求上帝宽恕了。受这种奇耻大辱，还不如去死了好。他表示决心，以后他将不屈服任何强暴，拒绝参加这些罪恶活动。他坚守了自己的诺言。

不久，战局改变，法国人被迫撒离罗马。叔父心情舒畅了，看到罗马教皇政府重新建立，他由衷地感到欣慰。这次革命后，他踌躇满志，将我委托给一位先生，给我进行拉丁文的启豪教育。因为我至少得掌握这种语言的基础知识，否则就不能进公立中学，即罗马中学。我学习进步甚微，这是因为令人厌倦的八门课拉的时间太长，且先生习惯以说教和经文填塞我们这些不幸学生的头脑。功课限制很死，学生不敢越雷池一步，神甫满嘴是圣经上的话，学生独立思考是罪过。两年学习后，我获准做第一次圣事。经过三个月苦修，圣事做完了。在严格的考试后我回到家。叔叔和婶婶对我的学习成绩漠不关心，他们一心想的是拯救我的心灵。他们拥抱我热泪盈眶，祝贺我如此光荣地入了教门。可我却脱离了科学的轨道啊！再回到中学里，老师教我的一点知识，都忘得一干二净了。

在中学，有个叫圣-路易善会的宗教组织。所有在校听课的年轻人，到节日上午，都得去听说教，做忏悔和领圣体，然后去吃晚餐，两个小时后才回。而年纪小的学生，则由几个神甫带领到城外一个花园里玩球。每场球得付出把双手按在膝上背诵十遍天主经的代价。玩完球，回到城里，要刻不容缓地去听说教。然后，我们每个人都应接受苦鞭，这由两个神甫执行。他们熄了灯，创造一种更虔诚的气氛。我们脱光衣服，自由地接受慈善的教士们鞭笞。这一仪式从唱上帝怜我时开始，到唱完为止。然后，神甫让苦修者穿好衣服，才重新开灯。离开前我们还得做好一阵祷告。此时，我们的心里充满了对地狱和魔鬼的恐怖。为了陶冶我们的灵魂，每一个星期，这种仪式要进行一两次，可我们付出了多大的精神代价。先生对我们的文化教育不闻不问，相反，他们一心研究的是如何让我们永远处于愚昧无知之中，如何通过非正义的严酷惩罚来扼杀我们心灵中萌发的一切美德。

否极泰来，我有幸熬到了尽头。一夭，我到校太迟了。一反常态，我对功课一塌糊涂，老师立即叫来正纪先生。他是由政府专门派来执行惩罚的老师。我手上挨了二十戒尺，疼痛难忍之后，我回到自己位子上坐下，难以俺饰自己的痛苦和愤懑。我太冲动，老师见我怒容满面，又下令惩罚我。我火了，拒绝服从。先生威胁我，若我再敢违拗，就强迫执行。在这种咄咄逼人的形势下，除了逃走，别无摆脱危险的良策了。我怒不可抑，抓起笔、纸、小刀、墨水，甩到先生头上，先生吓傻了。这样，我便离开了学校。

我的同窗忍俊下禁，可老师却指使他们来追赶我。我怕被他们抓住，便躲进了一所教堂。在意大利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避难所。外面追捕我的，都停住在教堂前。我冷静下来后，考虑我该采取何种对策：假如我去求叔父，毫无疑问，他会站在我的敌人那边说话；最好还是去找我的母亲，唯有她能保护我。母亲很快赶来了，她惊恐万状，以为我犯了什么大罪。我把今天偶然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她。她这才稍微松了口气。母亲把我领到她丈夫家。为处理好这件事，她作了很多交涉。最后，被我得罪的老师表示，除非我同意跪着公开向他赔礼，并在圣让和圣保罗修道院作一个月忏悔，他才能原谅我的过锗。这所修道院，属于那种教育所之类，被监禁的人要付生活费。对这种处理，我叔父欣然同意。他希望我到那里上修士课，思想会受到有益的影响。他对我说：“上帝等待着你。既来之，则安之。一定要记住，地狱敞开大门，时刻想把你吞进去。”他将我托付给院长，并给了他钱，请他替我做弥撤，然后，他才与我告别。

替我向上帝忏悔的教友让我忍受的一切，我真不知如何说出来。他有条不紊地向我说明我犯有严重的罪，而且是不可饶恕的。我年幼无知，完全相信了他说的话。我的忏悔是诚心诚意的。每天早晨，我卑恭地亮出我的背，接受苦鞭。量罪受罚，我按例穿一件带小铁刺的粗毛衬衣。我相信劝告者的话，总以为会见到跟踪我的魔鬼，我害怕极了。每天晚上，一种恐惧的幻觉缠着我，叫我难以入睡。他们强求我做总忏悔。我多次承认，我的同学曾借给我看不太健康的书。神甫便断言，这是罪过，假如我不很好地忏悔和布施，魔鬼将带走我的肉体和灵魂。我不得不按神甫说的，掏空口袋里的钱，交到他手里；为了摆脱魔鬼，我得斋戒和作各种严格的苦修。神甫对我说：“你瞧，我的孩子，为了你给我的四个埃居，我在罗马教皇庇乌五世陛下祝圣的祭坛上要念四遍弥撒，以拯救你的灵魂。与此同时，你得让你的肉休接受磨难。”我一一应诺，并能言行一致。

我苦修总算熬到了尽头。在释放我的前一天，我领受圣事。在整个仪式中，我止不住热泪滚滚。次日，我叔父来了，见我消瘦的面孔，感到惊异，但马上把它掩饰过去了。他对我说：“苦修对你很有益，你已经从罪孽的深渊中解救了出来，人也变得文雅多了。”

我们离开修道院，叔父用马车把我送到中学，我跪着向我的老师公开赔罪。他借此机会，要求学生注意他的尊严和人格。在如此这般地向另外几位老师赔了罪后，叔父才把我带回家。婶婶看到我，问叔父：“他怎么搞得骨瘦如柴的？”叔父回答：“他苦修赎罪了。”叔父还想让我回到学校，可我坚决不从。他最后决定把我送到布尔勒律师那里。这个人曾负责签发送往西班牙的教皇敕书。近两年，他因风湿病待在家。他的工作只限于签发两个老秘书替他起草的信件。当我在他门下读书时，他与一位仆人单独生活。我上年纪的婶婶常来与他作伴。到晚上，当我完成了自己的功课，我们便一块回家。不幸的律师被疾病折磨着，长期卧床不起，他咒骂上帝和圣人，说着是上帝公正，就应分清善与恶。婶婶怀着一颗虔诚的心，听到这些诋毁神灵的话，内心十分不安。

一天她驳斥病人，可他听不进她善意的批评。回家时，善良的婶婶对我发誓，她再不去见那个痛风病人了。他说：“他那些咒骂神灵的话，我再也听不下去了。由他这种鄙视上帝的人授课，你会一无所获，你应像我一样，不再去他那里。”

我回答说：“我不怕他影响，”若是叔父知道了这事，禁止我去听布尔勒的课，我会非常痛苦的，因为这位非宗教狂徒耳提面命，使我理解了很多我过去不懂的东西。另外，他借给我一些很有意思的书，我读得入了迷，这还成了我们交谈的话题。我的信念动摇了。律师讲的那些道德准则有根有据，我起来越觉得有道理了。我真不知如何把它与我所受的宗教教育统一起来。

我婶婶又往律师家走动了。一天，布尔勒痛风发作，疼痛难忍。婶婶恳求他为上帝的仁爱忍受一切痛苦。律师本不大信神，在痛得恼火时，婶婶诚恳的劝告，反惹得他大骂起来。可怜的婶婶气得顾不上围披巾和戴帽子，匆忙走了。出门时，她一边不停地划着十字，一边发誓不再踏入这可怕的房子一步。晚上，布尔勒却笑嘻嘻地跟我谈起这件事。我回家后，婶婶对此只字没提。到星期天，婶婶去作忏悔，她的牧师、一个宗教裁判所多明我会的修士，说除非她预先去揭发这个亵读神灵者，否则他不会给她赦罪。次日，她到圣所去揭发，然后到牧师那里。他表示宽恕了她，因她听从了他的话。

半个月后，我收到宗教裁判所的传讯通知。我以为是几个教友出卖我，揭发我藏有禁书。我十分害怕，我谨防把这传讯的事捅到叔父那里，我整日提心吊胆。必须承认，我的处境很难，一个阅历浅闹不清惹了什么麻烦的可怜年轻人，在这个案件中是很狼狈的了。决定性的一天到了，我到了神圣法庭，在侯见室惴惴不安地等了一个小时。然后，我被领到一间张挂着黑色幛幔的厅里，三个多明我会的修士坐在一张铺有黑单的桌前。这个场面令我不寒而粟。幸好我认识三个宗教法官的秘书，他是一个正直的教士。在他暗示下，我心里踏实了些。我不再紧张，在没开庭前，偷闲打量四周。我发现在教友们的头顶上方，放有一个很大的带耶稣像的十字架；在桌上有一个较小的十字架，在摊开的一本书旁边，放着新约。首席法官问我姓名、是否被神圣法庭传讯过。对最后一个问题我作了否定回答。

他接着问我：“你认识布尔勒律师呜？”

“我认识。”

“你有时听到他辱骂教会吗？”

我回答说他病很重，我到他家是去做功课，不是去监听他的言论。我的回答引起了大家注意。法官威胁我，如果我不把自己了解的一切，毫不隐瞒地揭发出来，就要严历惩罚我，并以圣三会和圣经的名义，勒令我检举罪犯在我跟前说的辱骂宗教的话。他并问：“难道你没与这个人作过个别交谈？”

“从没有。”

“我奉劝你与这个谩骂宗教的家伙断绝关系，他该打入地狱去受罪，可我们还在努力让他获得宽大处理，尽合成功的希望不大。好了，年轻人，到耶稣十字架前发誓，不向任何人泄露你被法院传讯和我们召见你的原因。”

我答应了他们的一切要求。我离开前，又办了些例行手续。出来时，在候见室发现了在律师家搞发送的两位可怜老人。他们浑身战栗，声明自己是无辜的，并肯定他们与宗教裁判所从没有过半点纠纷。回到家，我把这件事的经过告诉了叔父，他责怪我婶婶嘴不严，婶婶为自己辩解，说是她在忏悔时，神甫逼她讲出来的。

当天晚上，我照样去看望律师，我见他非常激动，便问什么原因。他回答我：“还有什么高兴的事，有人在宗教裁判所控告我，他们要把一个可怜的痛风病人怎么样？我躺在床上，且拭目以待。”

过了一段时间，宗教裁判所一位法官去审讯了律师四个小时。但被告很沉静，多明我会的一切诡计都没得逞。这件事发生后下个月，一位大法官又来审问律师，他也并不比前者乐观。他走时，威胁要把病人连同他的病床都拖到牢房里去。

法官走后，布尔勒对我说：“他们到底要干什么？我是个优秀神学家，不是他们那半瓶子水。他们可以把我抓到班房里，可以拷打我，这没什么，可他们永远无法让我欺骗自己的良心。”随后，他拉着我的手，又说：“我的朋友，一般人认为宗教裁判所是好的，但它在有头脑的人中间名声很臭。它的逻辑对他们是没有用的。”

两个月后，逮捕律师的命令下来了。由于他生命垂危，不得不缓期执行。律师的病急剧恶化。几天后，他离开人世，没作临终忏悔。

一八0七年，法国人重新占领了世界的古都罗马。那些天真的青年都被拿破仑信誓旦旦的讲话所迷惑。我是第一个被他说动的人。诚然，我崇拜拿破仑，可正像我说的，我叔父是铁杆天主教徒，他主宰着我的一切，我被他盯得很死，徒有一片热诚。这时，叔父因一些事要短期外出，他离开罗马时，告诫我不要出家门。他请了一位神甫，作我良师，叫我只与他接触。尤其他嘱咐我不要过问政治，这东西是招灾惹祸之源。他的所有要求，我都爽快地答应了，只是口不应心罢了。

叔父刚离开罗马几天，我便在朋友那里打听到一些外面的情况。他们有的入伍，有的在政府部门得了肥缺。他们都催我离开叔父、立即从戎，在军队捞个把少尉当当，不费举手之劳。可是我顾虑重重，向他们说明罗马教皇号召大家不要接受法国政府的官职，否则就会被开除教籍，我的担心叫我的朋友好笑。他们对我说：“你叔父给你灌迷魂汤了。你的先生完成了他的任务，你跟我们走，不要多久，你就会看到开除教籍是值得的。”

他们的鼓动和指挥金戈铁马的欲望，对我很有诱惑力。我相信，叔父看到我配的肩章，也只会觉得生米煮成了熟饭。另外，他两天后就要回来了，我得当机立断。我用自己的钱买了一套军装，我的朋友从罗马市长米奥黎将军那里，替我弄来军官委任书。我穿着新军装，神气十足，迫不及待地四处炫耀，俨然自负的新贵。当然我前天才得到解放，对尚不理解的自由并没到走火入魔的程度。

第二天，我穿着一新，拜见米奥黎将军，感谢他对我的关怀，并表示了忠于帝国的决心。将军诚挚地接待了我，并向我担保，法国政府理所当然地会记住这些第一批踊跃从军的青年，然后他把我分配到第一宪兵团的营长赛扎-马吕施那里。营长给我安排了职务。

叔父了解到我的情况后，匆忙结束他的事情，回到罗马。他又惊又气，我怎么解释也无用。他看事情到了这一步，便立即向我声明，我必须离开他家，他决不会收留一个叛逆者，一个将被开除教籍的人。我尽量宽慰他，说明我作出这种选择的理由；为拿破仑效力，也可以是个好的天主教徒。我白费口舌。他嚷道：“不，不可能一仆两主，你必须改弦易辙、悬崖勒马，现在还是时候。你快退伍，避开那些居心叵测的人的诱惑。”而我却没动摇，我认识了他们，尝到了他们生活的乐趣。这种短暂的体验，坚定了我的信心。叔父不敢拿我怎么样，他怕引起法国政府对他怀疑。最后，他让步了，同意每个月给我四个埃居的津贴，但从此日起，我不得住在他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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