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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部分（第2页）

按照共产国际指示，派特派员和中央代表到各苏区进行反右倾斗争，导致“肃反”严重扩大化，伤害了大批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中高级党政军干部。

六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在上海被捕叛变后，王明指令他的亲信博古代理总书记。

十月王明去苏联，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不久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负责亚洲、拉美各国共产党事务。

一九三一年九月开始，博古同志在担任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主要领导职务期间，积极推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冒险主义的错误。

而从一九三一年，将我党的英明领袖毛主席逐步赶下领导岗位开始，我党、我军就面临着巨大的危险。

第四次反围剿，是因为我中央苏区全体指战员还遵循着毛主席的运动战，游击战，诱敌深入，决战防御等思想而取得了胜利。

在一九三三年九月国民党军开始对中央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时，他和李德在作战指导下实行了一系列错误原则。

博古和李德以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

以分散兵力的作战方针代替集中兵力的作战方针，违背了人民军队战略上持久，战术上速决的基本原则。

放弃诱敌深入的方针，而搞“御敌于国门之外”。

还发出“不让敌人侵占寸土”、“胜利或死亡”的口号。

主张是学习苏联先占据城市，而不考虑中国基本国情和中国共产党当时情况。

致使中央红军未能粉碎敌人的“围剿”，给红军造成严重损失，使红军不得不退出中央苏区根据地，被迫实行战略转移，给党和红军造成了严重损失。

在战略转变和实行突围问题上，博古和李德为首“左”倾机会主义者同样犯了原则错误。

在苏区内同敌人拼命抗战、大量消耗红军的有生力量。

退出苏区变成了一种恐慌失措的逃跑的与搬家式的行动。

在干部中群众中关于这种战略转变没有解释，组织庞大的后方机关使行军作战受到困难，使所有的部队变成掩护队。

寻淮洲在检讨书中指出：现在，我党、我军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危急关头，我党各党员和全军各指战员均有理由、也有权利站出来纠正这种严重的错误。

寻淮洲在检讨书中还热情洋溢地回顾了中央红军从秋收起义开始，在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我军坚持了正确的发展战略和指导方针。

在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过程中采用灵活主动的运动战，游击战，诱敌深入，决战防御等一系列英明正确战略和战术。

而使得红军取得了一个个的辉煌战绩，也是红军得到了非常好的发展。

寻淮洲在检讨书的最后呼吁：全党、全军应该严肃批判和纠正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

使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得到彻底纠正。

全党、全军应该坚决拥护毛主席回到我党、我军的主要领导岗位上来。

只有毛主席的英明决策和正确领导才能挽救已经到了生死存亡最后关头的我党、我军。

只有毛主席的英明决策和正确领导才能带领我党、我军真正地走出困境，走向胜利。

寻淮洲希望他的这封洋洋洒洒六千多言的“我的检讨书”能够成为一枚重磅炸弹。

他希望可以通过自己的这个重磅炸弹的爆炸能够作为导火索，从而引起全党、全军对前一阶段工作的深刻反思。

同时也是希望通过自己的这次推动，能够给与主席最直接、最有力的支援。

因为现价段，我党我军的一些高层领导已经开始了痛苦的反思过程，寻淮洲的这个检讨书，一定会引起大家的共鸣。

如果因此而能有机会更早、更彻底地推动类似于后世遵义会议决议那样的决议的诞生，同时也能够促使毛主席能更早地走上领袖的位置。这样才能更早更好地带领我党、我军走向光辉的未来。

寻淮洲最希望的就是能在十八号的黎平会议上能完成后世遵义会议那样的决议，这样，将会对中央红军下一步行动更加有力。

当然，来自后世的寻淮洲也知道。

现在这个时候正是自己在党内表明自己态度、立场的最佳时机。

自己这个小兵娃娃，是跟着毛主席参加秋收起义的老兵了，主席也曾多次表扬过自己，说自己会打仗，能带兵。

可是，自己毕竟还太年轻，在党内、军内根基却非常浅，因此在当前历史的转折关头，自己能否站好队就显得至关重要。

自己这次在关键时候站好了队，将势必会赢得主席的信任和器重。

这样，将来自己才会有更多的机会让自己施展由自己后世知识和经验加上今生寻淮洲将军思维和记忆融合起来而变得非常强大的能力，实现自己的抱负。

寻淮洲将这份检讨书以一个党员的公开信地形式发出。

不但发给中央政治局，还发给了党的各地方局以及工农红军各军团以上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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