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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第1页）

第五章

于是赵登科回营禀报范时绎，赵登科不抓住他已经奇怪了，更奇怪的是，范时绎亦不抓他，只命赵登科继续跟踪诱问，而那人也就说了“实话”。

他说他姓蔡，是正黄旗属下，父亲已死，长兄蔡怀瑚袭了庄头，二哥叫蔡怀琏，三哥叫蔡怀琮，弟弟叫蔡怀珮，他本人叫蔡怀玺。又说庙神告诉他两句话：“二七便为主，贵人守宗山。”范时绎认为此人既非酒醉，又未病狂，而怪异诞妄如此，本想拿他驱逐出境，又怕他到别处去妖言惑众，所以暗地里严行监视，奏闻请旨。

哪知就在此时，十四阿哥派人将这个蔡怀玺送到范时绎那里。范时绎不收，派一个把总华国柱将他送回汤山。到了晚上，十四阿哥派人来说，这是一件小事，不奏报皇上了。应该如何处置，请范总兵瞧着办。

原来皇帝想坐十四阿哥一个谋反大逆的罪名，才能将他守陵的差使撤掉，调回京来，加以幽禁。但十四阿哥已知道皇帝的用心，谨言慎行，防范甚周，无可奈何之下，皇帝只好使出买凶栽赃的无赖手段了。

于是由亲信侍卫跟内务府商议，找到了蔡怀玺这么一个妄人，撞到汤山来跟十四阿哥纠缠。那喇识破奸计，根本不理。赵登科以及他的长官把总华国柱都是知道这件事的，范时绎不必说，早就奉了密旨，所以故意纵容蔡怀玺，任他在外游荡。照常理来说，不管蔡怀玺是真的来投“真命天子”，还是有失心疯，反正只要说什么“二七便为主，贵人守宗山”的话，便当逮捕审问。如今大反常态，益见得作奸作伪，是有预谋的，不过手段拙劣如此，令人齿冷而已。十四阿哥属下抱着见怪不怪、其怪自败的态度应付此事。蔡怀玺技穷无奈，便写了张字帖，硬闯十四阿哥府里去耍赖。

十四阿哥手下不打他、不骂他，只将字帖前两行裁去，连蔡怀玺一起送给范时绎。纠缠到此，实在无计可施了，范时绎只好将经过情形，详细奏报，虽不敢明说蔡怀玺的真正身份及来意，不过吞吐其词，明眼人一望而知，内有蹊跷。

皇帝一看十四阿哥将字帖前两行裁去，根本不涉做皇帝之事，要诬赖都诬赖不上，便朱批指示，已另派人前来审理。蔡怀玺不妨抓起来审，“二七便为主”这一句，“你只作不知，从蔡怀玺口中审出就是”。这是皇帝教大臣用买通盗贼诬赖的手段，去害同母的胞弟。

过不了几天，京中派来三名钦差，一个贝勒满都护，其余两个都是御前大臣。将蔡怀玺拘来一问，自道曾向十四阿哥府中投书，细问他字帖中的言语，拿出来与十四阿哥原送的字帖核对，少了二行，是“二七便为主，贵人守宗山，以九王之母为太后”这几句话。

于是，满都护便传十四阿哥来问话。皇帝派满都护为钦差，就因为他是贝勒，而十四阿哥此时已降成贝子，爵位低一级，如果不来，便可坐以抗命之罪。十四阿哥知道皇帝的用心，所以来了。

来是来了，却将范时绎跟满都护狗血喷头地痛骂了一顿，同时揭破一个秘密。

十四阿哥指出，蔡怀玺经常受把总华国柱的招待，饮酒食肉，谈笑甚欢，所以蔡怀玺是范时绎指使出来的！他又责问范时绎，何以不办蔡怀玺，算不算包庇纵容？

此言一出，满都护的态度大变。他是恭亲王常宁的儿子，跟十四阿哥是嫡堂弟兄，他不说话，马尔赛、阿克敦在地位身份上，对十四阿哥就无法作任何严格的要求。因此，原来设计的利用满都护来箝制十四阿哥的计划，完全落空，范时绎被骂得窘迫不堪，所以对满都护大为不满。

及至复奏，勉强替十四阿哥安上的罪名，只是“奸人投书，并不奏闻”。皇帝不能办他重罪，只命在寿皇殿外，造屋三间，将十四阿哥幽禁。他有四个儿子，长子已为皇帝所笼络，次子很孝顺父亲，皇帝下令拿他跟父亲拘禁在一起。

除此以外，凡与皇帝不和，或者皇帝所忌的弟兄，几乎都没有好下场。皇长子直郡王，雍正十二年幽禁而死，年六十三岁，以贝子礼下葬。

皇二子，也就是废太子，早在雍正二年年底，便已死在咸安宫幽禁之地，追封为理亲王。

皇三子诚亲王，一向为皇帝所忌，先是拿他的门客，主修图书集成的陈梦雷充军到辽东；雍正六年，将诚亲王以“贪利”的罪名，降为郡王；八年二月复晋为诚亲王；但三个月后，就借故论罪，削爵拘禁于景山永安亭；又两年死在幽所，以郡王礼下葬。

皇五子恒亲王是九阿哥的同母兄，也是宜妃的长子，为人谨慎小心，总算平平安安，但抑郁寡欢，与诚亲王同年同月同日同时死，一直成为疑案。

皇十子敦郡王，在皇帝看，他亦是八阿哥、九阿哥一党，所以早在雍正二年四月，便以小小的罪名，夸大其词，将他削爵幽禁，到今还在高墙之中。

皇十五子在十四阿哥召回京后，封为贝勒，代守景陵，八年二月晋为愉郡王，但守陵等于放逐，所以第二年就抑郁以终。

最骇人听闻的是皇帝的第三子，实际上亦就是皇长子弘时，在雍正五年八月初六，突然暴死，传说是皇帝所杀。

上谕中只说皇三子弘时年少行事不谨，削爵除去宗籍，接着便宣布了弘时的死讯，其时是雍正五年八月初六。

弘时之死，引起了许多流言。一说是他为人耿直，对于皇帝诛除异己、屠戮手足，颇有反感，一次公然批评皇帝做得过分，以致奉旨赐死。

又一说是弘时秘密加入了天主教。而为皇帝所痛恨的贝勒苏努，全家皆奉天主。皇帝降旨干预时，竟然表示：“愿甘正法，不能改教。”此时苏努以“涂抹圣祖朱批奏折”的罪名，为刑部定罪“应照大逆律，概以正法”。于是弘时为苏努求情，说苏努的子孙有四十人之多，如果一概正法，未免过苛。又说信教亦不算不忠，孝庄太后不就以汤若望为教父？再一追问，原来弘时亦已受洗。皇帝勃然震怒，认为非采取决绝手段，不能将自己的地位凌驾于天主教之上，所以一面以苏努子孙“多至四十人，悉以正法，则有所不忍，倘分别去留，又何从分别”为词，“暂免其死”；一面杀了自己的儿子，以为大臣再入天主教者戒！

又有一说是，弘时与他的弟弟弘历不和，泄露了弘历的秘密。弘历在皇帝心目中，至重至宝，因为先帝曾称许弘历“福大过我”，皇帝认为这就是先帝默许他大位的明证。若非如此，弘历之福，何能大过祖父；起码也要做了皇帝，福气才能跟祖父相提并论。而要弘历做皇帝，自然又非让弘历之父做皇帝，统绪才能相接。

因此早在雍正元年，祈谷大祀礼成，皇帝便召弘历入养心殿，将祭品中的神胙，特赐一器，暗示付托之本，让他承福受祚。

到了这年秋天，皇帝在乾清宫西暖阁宣谕满朝文武，道是：“皇考在日，曾经降旨给你们诸大臣，在万年之后，一定选一个坚固可托的人，为你们做主，一定会让你们心诚悦服。我自即位以来，上念列祖列宗付托之重，夙夜兢兢，唯恐不克负荷。从前我在藩邸时，待人接物，无猜无疑，饮食起居，不加防范。但是那时候未任天之重，今类比昔，哪里可以疏忽？”

接着又说，先帝为了二阿哥之事，大为忧烦。惩前毖后，他不能不预作筹划；只是先帝已有不立储的指示，所以他不能特建东宫。不过，皇位的继承人，他已经选定，亲笔写明，封在锦盒之中。这个锦盒摆在乾清宫世祖御笔“正大光明”这块匾额后面，这是全宫最高之处。锦盒也许摆在那里几十年，也许几个月。只要他一死，受顾命的大臣，就得立刻将锦盒取下来，照他指定的皇子，拥护即位。

不管他此举的作用是暗示储位已定，还是当时手足之间，情势险恶，深怕一旦遇刺，继位无人，但大家都相信他所写的名字是已被封为宝亲王的弘历。

到了雍正五年，凡是反对他的弟兄及大臣，死的死，幽禁的幽禁，最后连他亲生之子，在他认为不能再留在世上时，亦像太祖杀长子褚英那样，毅然决然地处死。乾坤大定，皇位已如磐石之固，可是另一桩恼人之事发现了。

不是他独有的发现，只是通国皆知，最后才让他知道，他已经有了四款播传人口、宣扬四海的人伦大罪：“谋父”“逼母”“弑兄”“屠弟”。

他本来以为宫禁秘密，只有京中少数人知道，一方面厉行箝制，一方面修改有关的文献记录，可以遮盖得很严密。哪知道历年以来，各王府下属被充军的，沿路为他“卖朝报”，沸沸扬扬，成了头号大新闻。尤其是充军到广西的，取道湖南，所经之处，颇多人口稠密的集镇，那些被充军的，一到了宿店，头一件事就是高声招呼：“你们都来听新皇帝的新闻！新皇帝冤枉我们，只有老百姓能替我们申冤！”又说：“至多问我们的罪，哪好封我们的口。”等百姓聚拢了，便大谈新皇帝的新闻，听得人目瞪口呆，但是要不相信又何可得？因为没有一个人会有那么大的胆造这种谣言，而况讲这些新闻的又不止一个人，更何况没有官、没有兵去禁止他们不准这么说！

解送的官兵，早受了笼络。也是出于同情，不会去干预他们。地方上的小官，不知他们是何来头，又是这种“疯话”，不敢干预；高高在上的封疆大吏，得到报告，装作未闻，因为这些事管不得，一管就会有极大的麻烦。皇帝问一句：“既然如此，你何以不拿他们即时抓起来？”试问何词以答？反正只是路过，住一宿，打个尖，送走了不就没事了？

不久，由于一桩文字狱，牵连出许多宫廷内幕，皇帝才知道自己在天下子民心目中，竟是如此不堪的一个人物！

本来文字狱在雍正朝已非一件，最早是查嗣庭典试江西获罪。有人说他出了一个题目，叫作“维民所止”。有人告他，“维止”二字，乃是雍正去头，大不敬，因而被诛。

又有人说，查嗣庭做了一部书，叫作《维止录》，说是取明亡如大厦将倾，得清维持而止之义，其实不然，内中所记，多是宫廷暧昧，第一页就是：“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天大雷电以风，予适乞假在寓，忽闻上大行，皇四子已即位，奇哉！”由这语气，可以想见，对皇帝是不会有好话的。

又有一说，查嗣庭书法名震海内，有个满洲大官想求得他的一幅字，托琉璃厂设法。琉璃厂转托了查嗣庭的小厮，许以重酬，那小厮求主人，查嗣庭答应了他，而半年不替人家写。琉璃厂天天催逼，那小厮怨恨不已，一天深夜看主人屋中有灯光，从门缝中悄悄张望，但见查嗣庭秉笔疾书，写完，将一本册子藏在书架最后层，那小厮便偷了出来交给琉璃厂，因而起祸。

逮捕查嗣庭是在深夜，全家十三口，无一幸免。书中有一条记浙东有个小市镇，叫作诸家桥。有个村学究，在当地的关帝庙题了一副对联：荒村古庙犹留汉，野店浮桥独姓诸。诸、朱同音，显然未忘大明天下，因而亦受株连，村学究冤枉送了一条命。

文字狱大都发生在江浙，唯有曾静一案发生在湖南。有个举人叫曾静，遣他的学生到川陕总督岳钟琪那里去投书，劝他举义反清。他说岳钟琪是岳武穆的后裔，而清朝为金之后，岳飞与金兀朮是死对头，岳钟琪不该为清朝效力。其中又谈到皇帝是如何不堪，有“谋父、逼母、弑兄、屠弟”种种极恶大罪，根本不配为君。

岳钟琪如何能接受这种举人的议论，立刻检举。皇帝特派刑部侍郎杭奕禄、副都统海兰到湖南，会同巡抚王国栋提曾静审讯。这一下又牵连到浙江名门的一个已故遗民吕留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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