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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第3页）

哪知事出意外，曹锟愿意拥护段祺瑞，只是领衔发通电，却不免踌躇。这个问题不大，曹锟不愿，可以找别人，让徐树铮跳脚的是，内部有人在捣鬼。

原来段祺瑞的作风很特别，只要他相信的人，谁都可以放手办事，出了麻烦，他来负责。因此他左右的红人，你不服我，我不服你，大家各行其是。段祺瑞只是“择善而从”，很少去问问别人的意见。事实上他亦并不十分了解每个人在做些什么，像徐树铮在关外跟张作霖、杨宇霆所谈的一切，他就不大清楚，所以在秦皇岛军火被扣以后，居然致电张作霖严词质问，要求发还。

就为了不了解徐树铮的步骤，所以听说张作霖希望他出山时，他还在迟疑。靳云鹏、段芝贵都劝段祺瑞慎重，出山容易，下台很难，反正“参战督办”权力很大，居其实而不居其名，做好了更好，倘或力不从心，责任亦比较容易推卸。段祺瑞觉得他们的话很有道理，所以迟疑着不愿出山。

他不知道靳云鹏、段芝贵劝他的话，都出于私心。靳云鹏经手大批军饷，差使甚肥，生怕段祺瑞一组阁，不必再有这个因人设事的“督办参战事务处”，明令撤销，业务归并陆军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他的差使亦就完蛋了。

段芝贵更是异想天开，有意代理王士珍的职务，过一过内阁总理的瘾——这是出于王克敏的怂恿。他本来是梁启超约来的，与段祺瑞的关系并不深。心想梁士诒已经与朱启钤、周自齐同时被撤销了通缉令，而且已经由日本到达天津，如果内阁改组，极可能由梁士诒接掌交通，而曹汝霖经手西原借款，接任财长是顺理成章的事。唯有内阁不改组，自己才得蝉联，因而教了段芝贵一套话，叫他去看张作霖。

怦然心动的段芝贵，决定照王克敏的话去试一试。不过他是袁世凯称帝时，为张作霖从关外撵出来的，还不好意思亲自出关，派了个亲信去见张作霖，希望支持他代理内阁总理，交换条件是发表张作霖为东三省巡阅使。

张作霖最恨人忘恩负义。老段待小段甚厚，而小段居然挖老段的墙脚，在张作霖看，是件绝对无法容忍的事。加以有徐树铮在旁边历数段芝贵的种种劣迹，张作霖越发光火，当着来使将段芝贵臭骂了一顿，连信都不回。

在曹锟这方面，徐树铮亲自出保定，与曹锟的胞弟、直隶省长曹锐去接头，才知道曹锟怕段祺瑞复出，李纯的江苏督军不能安于位。徐树铮当即表示，可以劝请段祺瑞让步。恰好攻湘的第一路军打了个胜仗，攻陷了入桂要冲的岳州，主义派声势一振，加以刚刚由东京回任的日本公使林权助，出面请徐世昌斡旋僵局，于是局势急转直下，等十九省军民首长，包括“长江三督”在内，劝段祺瑞出山的通电一到，冯国璋便不能不明令发表，以段继王，改组内阁。

这件大事，徐树铮自然要插手，他认为财、陆两部，也就是王克敏、段芝贵非去不可。在天津面邀梁士诒接掌财政，而梁士诒转保吴鼎昌，此人才具是够了，资望却还不足。因此徐树铮建议，由段祺瑞自兼财政，而以吴鼎昌为副手，过相当时期，再提升他为总长。如果段祺瑞不肯自兼，则不妨由曹汝霖兼署。至于陆军总长，徐树铮保荐烟台镇守使聂宪藩，认为他可以胜任愉快。

对于段芝贵，由于“一方面脸厚而欲奢，一方面手软而情重”，毕竟一仍其旧。至于财政总长，段祺瑞亦不愿自兼，听从徐树铮的意见，请曹汝霖兼摄。

段祺瑞开门见山地说，对西南用兵，以筹措军费为第一大事。财长一席，大家不敢担任，他相信曹汝霖肯负这个责任，而且也有勇气。希望能跟他同任艰巨，兼摄财政总长，主持西原借款，同时推荐吴鼎昌做他的次长。

这些情形，曹汝霖事先已有所闻，也在心理上做了准备，当下很痛快地一口答应，借款也很顺利。段祺瑞还特为南下犒师，在汉口慰劳了第一路司令曹锟、第二路司令张怀芝，又接受随行人员曾云霈、吴鼎昌的建议，乘兵舰东下，去安抚赣、苏两督，在九江接见了陈光远，到南京与李纯及淞沪护军使卢永祥欢聚，方始改乘专车由津浦路北上。

其时用兵的策略是，一、二两路及段祺瑞所派的湖南督军兼第七师师长张敬尧，共分三路攻湘。另外由浙江派兵一师援闽，会同福建督军李厚基，出厦门攻湘、梅，声援被困于广东南路的龙济光。在湖南的北军，以湘乡、宝庆为右路，衡山、衡阳为中路，攸县、茶陵为左路，分别由张敬尧、吴佩孚、张怀芝负责。

这三路当然是中路打得好，吴佩孚的第六师，连克衡山、衡阳。左路由山东暂编第一师及倪嗣冲的安武军所组成，战斗力最弱。施从滨的第一师，士兵跟要饭的没有什么两样。先是凭一股锐气，打下了攸县。没有几天工夫，湘军师长赵恒惕及零陵镇守使卷土重来，攸县失而复得。第二路三万五千余众大败，醴陵、株洲，先后为湘军收复，北军施从滨、张敬尧、张宗昌所部，分向长沙、萍乡撤退，溃不成军。

其时徐树铮跟段祺瑞到了汉口，因为要安排奉军援湘，逗留两湖。在岳州得到前线败报，徐树铮除了急调奉军第一支队进援以外，星夜赶到汉口，为奉军打前站。一路所见，伤心惨目，打个电报给段祺瑞，预备“进京请训”，同时也作了战地视察报告。

电报中说：“此次第二路之挫失，自有取败之道，实非意外。以树铮此行所见言之，长沙城外，施师退兵，并列官长，成列率行；仅仅十余、或廿、或卅成群，陆续麇集。头无帽、足多赤，间虽有履，而缎布草麻不等。身无军衣，所着汗褂，蓝白黑各异其色。枪虽未失，而枪子琅琅坠地，亦不顾惜，惟背后各背一包裹，大小不等，皆护之若命。树铮曾面询一二人：‘背后包里何物？’则嗫嚅不对。”

想来包裹中总是值钱的“战利品”，却又不然。徐树铮又说：“至途中又遇零星窃逃者，准其附车北还，发现其包，则红裙翠袖、妇孺小衣，灿然盈目。”

徐树铮既骇且怒，下令随行马弁，夺过来便往车厢外面丢。哪知可骇可怒之事，还在后面。徐树铮在电报中接下来说：“为之随车散掷，则皆拼命跳下，重复拾集而去，绝不顾及坠车生死。似此奋勇之兵，真可为国家痛哭矣！”

根据所见，加以推测，徐树铮的论断是：“攸县挫失，或尚出于惊溃；醴陵挫失，必系掳掠而逃。此种军队，为之官长者，尚敢饰报敌状，希自遮掩，一死宁足蔽其辜乎？”

这是指施从滨及张怀芝而言。张怀芝兵败以后，连电北京政府发给“收容费”，居然道是“打胜仗者固需款，打败仗者尤需款”。陆军部将这个电报转到财政部，将曹汝霖气得说不出话。他剃一个“海军头”，寸把长的花白头发，根根上竖，像一把钢刷，此时看来更有“怒发冲冠”之概。

第二天正好是国务会议，一张“大餐桌”，国务总理坐了主位，左面内务，右面财政，接下来是外交、陆军、海军、司法、教育，交通、农商两总长忝居末座。曹汝霖本职是交通总长，为示谦虚，不坐兼摄的位子，所以与主席相隔甚远。因为如此，段祺瑞就没有注意到他这一天的脸色铁青。

“这一次湖南的战事——”

段祺瑞刚说得一句，突然发现远处冒出一个人，定睛一看才知道是曹汝霖。既然他站了起来，自然就有话要说，段祺瑞便停了下来，请他发言。

“总理，提到湖南的战事，财政部实在不胜负荷。发了开拔费，不久又要收容费，我真不知道收容了这种军队，有什么用处。出师不到半年，军费已经用了不少，这样下去，我实在无能为力，请总理另简贤能。”说完，曹汝霖气呼呼往下一坐，将脸扭了过去。

段祺瑞坐在那里，脸上一阵青、一阵红，好一会儿才站起身来，亲自走到曹汝霖面前，弯腰开口。

见此光景，曹汝霖不免歉然，赶紧也站起身来说：“请总理回座。”说着，伸手相扶。

“难怪你生气。”段祺瑞说，“怀芝也太难了，自己不上前线不说，派一个暂编的师去打，宜其一战即溃。初次出兵不利，大有影响；但兵败不收容，贻害地方，亦不是办法。”段祺瑞拱拱手说，“这件事不能只怪怀芝。总之，请勉为其难。如何？”

曹汝霖听他话中有因，只好这样答说：“容我回部里去商量，再来奉覆。”

等他一回财政部，立刻便有人将他所发的牢骚，转告了正到北京来坐索收容费的张怀芝。他外号“三毛”，最容易动火，一听便骂：“他奶奶的，曹汝霖敢不发收容费，俺请他吃卫生丸！”说完，掏出手枪，“啪”的一声摔在桌上，不道“保险”不曾拴住，手枪走火，将来打“小报告”的人，吓得魂不附体。

消息传入曹汝霖耳中，自不免气愤，但军阀不可理喻，只好忍气吞声，照发收容费。等他回到前线，局势已生变化，张敬尧色厉内荏，颇为怯战，密电“段总理夫子大人”主和。曹锟则因段芝贵系属皖系，有公然与直系为敌之意，颇为不快，暗中屯兵不进。段祺瑞得报，派徐树铮到汉口去疏通。曹锟和张怀芝一致要求撤换段芝贵，可是曹锟对于进兵，却显得意兴阑珊。于是徐树铮决定联络吴佩孚，因为曹锟就靠第三师，只要吴佩孚同意再打，不怕曹锟不从。

吴佩孚其时驻扎衡阳，此地便是“彭郎夺得小姑回”的彭玉麟的家乡。吴佩孚既以儒将自命，对这位前辈自然十分向往，在地方上与绅士横槊赋诗，常有酬唱。徐树铮投其所好，作了一首题名《衡州谣》的古风送吴佩孚，恭维他治军爱民以外，“雍容雅度尤无匹”。当然，虚名以外还有实惠，徐树铮面许吴佩孚，拨发补助款二十万元，另外给他一个“将军”的名号。有此名号，吴佩孚的身份便与各省督军相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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