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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第1页）

第二十一章

直系的计划是，旧国会恢复，推举黎元洪复任大总统，作为过渡。然后另行布置一个局面，让曹锟来过一过大总统的瘾——这是“保派”的想法，“洛派”并不知情。

黎元洪仍旧住在东厂胡同，弃政从商，与美国的一个政客，组织了一家中美实业公司，担任董事长的名义。这家公司的规模很大，业务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进出口，进口以汽车及电气材料为主；出口是土产，无非大豆、猪鬃、桐油之类。一部分是在西北屯田造林，有蒙古王公投入大片土地作为资本，因此副董事长是蒙古阿拉善旗的亲王塔旺布里甲拉。此外，华籍董事还有张勋、冯禄阁等失意而多金的“将军”。公司的组织除董事会之外，采取总裁制，总裁、副总裁都姓王，一个是民国第一任直隶总督，因袁世凯反对，未曾到任且引起政潮，使得唐绍仪愤而辞职的王芝祥，一个是前清曾护理川督的王人文，其他高级职员亦莫不有显赫的经历，唯一的例外是总文书薛观澜，才二十五六岁。此人是无锡人，曾国藩的幕友、“老洋务”薛福成的孙子。他之得任总文书，由于两项资格：第一，是袁世凯的女婿；第二，留学美国多年，精通英语。

黎元洪本人不大管事，燕居多暇，喜欢听戏，尤其喜欢捧坤伶。其时天桥刚刚开辟，仿照上海大世界的格局，设立一座“城南游艺园”，请了一班“髦儿戏”——清一色坤伶组成的京戏班子。黎元洪迷上了一个色艺双绝的金少梅，排日捧场。这天曹锟、吴佩孚、齐燮元、阎锡山、孙传芳联名拥戴黎元洪的通电一发出去，卫戍司令王怀庆带了一批兵赶到城南游艺园，观众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大起恐慌。到后来才知道，是王怀庆特为来接黎元洪回城。曹锟兄弟及张志潭等人，都在黎家等着劝驾。

“我不能干！”他是早就听他的一班智囊替他筹划好的，“那么多督军，个个是我婆婆，那么多兵，连‘财神’梁燕孙都应付不了，虽说责任内阁，到时发不出饷，还不是到公府来闹！不干、不干！懒得缠！”他乱摇着手。

“宋老，”黎元洪字宋卿，所以曹锟如此称呼，“众望所归，不必谦辞。至于裁兵，这件事总好商量。”

黎元洪答应考虑后再作答复，当天便回天津，与智囊密议，多说良机不再，应该接受。黎元洪当然也知道，倘来富贵，天与而不取，未免太傻。只是照例须做作一番，所以先发一个谦谢的通电，接着便由饶汉祥起稿，预备了提出“废督裁兵”的主张，作为“勉为其难”的交换条件。

其时“保派”已经在准备组阁了，当然再次劝进。黎元洪便在六月六日发了一通“鱼电”。全文三千余字，自问自答，拖沓无比，但“废督裁兵”四字，极为响亮。全国舆论，一致赞许。曹锟、吴佩孚自是通电响应。于是由两院议长、直隶士绅，奉迎黎元洪入京，在六月十一日暂行大总统职权。

就在这一天，奉、直两军在山海关大打特打。原来奉军本来邀请一个久在国外传教的英国人活动外交团调停议和，尚无结果。奉军看直系保、洛两派都在忙着推黎元洪上台，顾不到前线军事，因而在黎元洪就职的那天，发动反击。直军吃了亏，急调援军全力反攻，一连五天，剧战不休。直军王承斌、彭寿莘两部，调兵由九门口绕出长城，进攻奉军，这一下奉军便非讲和不可了。

张作霖是分两方面进行，一方面仍请英国传教士居间；一方面派人到天津与北京活动。总算王承斌讲交情，全力斡旋，在秦皇岛的英国军舰上获得协议，由奉军代表孙烈臣、张学良与直军代表王承斌、彭寿莘签订了合约八条，其中最主要的一点是划定滦州迤东出关到锦州迤西一带为“中立地”。双方在中立地驻兵，不得超过一旅以上。

“老帅”铩羽而归，锐气未倒。一回奉天，立即成立了“东三省陆军整理处”，以孙烈臣为统监，张作相、姜登选为副监，张学良为参谋长。实际上是郭松龄“当家”，奉军的新编制、训练计划、军需独立制度，都由他一手拟订。所有的部队，编为二十七个步兵旅，五个骑兵旅，仍旧保持三个师的番号，二十七师师长张学良，二十九师师长吴俊升，暂编第一师师长张景惠当然不能再干了，由李景林升任。郭松龄是第二旅旅长，新近投效的张宗昌所部，编为第三旅。此外又成立海、空军，海军司令沈鸿烈，空军司令由张学良兼任。兵工厂、讲武堂都扩充了。

经此一番整理，除了吴俊升、万福麟、汤玉麟等少数老将以外，尽是新军的天下。但“士官派”及“讲武堂派”壁垒分明，而游离于两派之间，既崇“老帅”、又捧“少帅”的有李景林、张宗昌。不过张作霖的号令足以贯彻，所以暗中虽有派系，表面却很团结。

相反地，直系的裂痕却越来越深了。只就内阁的成员来看，北洋政府的“太上皇”应该是吴佩孚而非曹锟。

照黎元洪的想法，旧国会既已恢复，中山先生的护法运动，算是有了交代，很想搞成形式上的南北合作，所以坚决主张，要请南方，特别是广东人来组阁。直系方面，吴佩孚曾有两次通电，“派何人组阁乃元首之特权”，自不便表示反对。曹锟左右则以为连黎元洪都是过渡，内阁总理自也是一样，根本不必反对。因此，黎元洪先派原来代理阁揆的颜惠庆“看守”内阁到八月一日，旧国会正式开会，然后提名护法政府外交部部长兼广东省省长，高龄八十有一的老外交家伍廷芳组阁。不过就在黎元洪接事的第六天，陈炯明叛变，炮轰观音山。伍廷芳悲愤得疾，不过一个星期的工夫，就让陈炯明活活地气死了。

于是目标移向唐绍仪。北洋军阀拿他看成死对头，自然不敢到任，便由从司法总长转任教育总长的王宠惠，代理国务总理。这样过了一个多月，吴佩孚公开支持王宠惠组阁。而阁员中，内务总长孙丹林、交通总长高恩洪是吴佩孚山东蓬莱的小同乡，且为亲信；陆军总长张绍曾是吴佩孚的儿女亲家。“保派”却只得一个农商总长高凌霨。

张绍曾虽跟“保派”接近，孙丹林、高恩洪却只认得吴佩孚，不买“保派”的账。吴佩孚甚至将曹锐的直隶省长都搞掉了。两派感情之恶劣，亦就可想而知。

但黎元洪却自得其乐，依旧经常轻车简从，到城南游艺园去捧金少梅。那里是大众化的娱乐场所，达官贵人绝少涉足，平民百姓也不知道这个高踞包厢，面团团如当铺朝奉的老翁，就是当今大总统。除非两个人去了，他才会受到注意。

这两个人，一个是薛观澜，他正在为梅兰芳拉拢福芝芳，所以排日捧场；一个是前清做过广东水师提督的四川人李准。他本是广东的道员，自文改武，本通文墨，喜欢编戏，但场子稀松，情节啰唆，够资格自排新戏的名角，都不愿用他的本子，只有城南游艺园的班子无所谓，用了他的本子，他自然每天要来捧场。

这天两人在池座，仍然发现黎元洪在包厢中，双双起立向后转，恭恭敬敬一鞠躬。观众大为诧异，不知是怎么回事。问看座儿的才知道大总统与民同乐，不免指指点点，相顾私议。黎元洪便坐不住了，临走时交代卫士，要薛观澜去见他。

于是第二天上午，薛观澜驱车到了东厂胡同。一递名片，立即延见，不待客人落座，便用申斥的语气说：“汇东，怎么袁二小姐把她的婆婆气死了？你要负责。”

薛观澜一愣，随即不客气地说：“哪有这回事！我带着内人奔丧回籍，先母得病时，内人根本不在无锡，从哪里去气先母？而况内人贤淑，最得先母欢心的。”

“请大总统明鉴，椿年与汇东尊人有同年之雅，椿年力保汇东，必无此事。”

薛观澜这时才发现财政部次长赵椿年在座。亏得有他这一“保”，黎元洪方始色霁，连声说道：“坐、坐！我有事托你。”

见此光景，赵椿年知趣，站起来说：“大总统没有别的吩咐，椿年就告辞了。”

“坐一会儿、坐一会儿，不必避开。我托汇东的事，你亦不妨参与参与意见。”黎元洪说，“转眼双十节到了，今年北大蔡校长发起举行国民裁兵运动大会，会后还有游行。我呢，这天要到南苑阅兵，发表演说。晚上来唱个堂会，庆祝一下，你看如何？”

“国庆唱戏庆祝，自然应该。”

“那么，你来提调。”

“这可不敢当。”薛观澜说，“公府自有事务人员，何容我越俎代庖？”

“你不必居名义，算替我私人帮忙。这总可以吧！”

“是！大总统这么说，我岂敢不效劳？请大总统吩咐。”

“我想找余叔岩唱大轴。你看烦他一出什么戏？”

薛观澜跟余叔岩私交最好，几乎无一天不在一起。眼前正走红之际，若能在公府堂会唱大轴，更如锦上添花。所以薛观澜很起劲地说：“叔岩的拿手是‘四打’，《打棍出箱》《打渔杀家》《打鼓骂曹》《打侄上坟》。随大总统挑，我来关照他就是。”

“《打鼓骂曹》不好，曹仲珊会多心。《打渔杀家》也不好，以为是骂贪官。《打侄上坟》更不好，东海没有儿子，听说承继的侄子也不怎么成材，别以为陈伯愚是指他。”

“那就只有《打棍出箱》了。”赵椿年插嘴，“叔岩一出场，将鞋子甩在头顶上，是绝活。”

“好！就是《打棍出箱》。压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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