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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9节（第1页）

111冯如、报纸

振华厂东北角一栋空旷的仓库，里面摆放着切割机、钻孔机、折弯机等等等等的工具，从铭牌可以看出，它们大部分是德国货，少部分是振华公司自行生产。一个二十六岁的年轻人正在专心致志的加工零件，在他身边还有两个和他年纪一般大小的人在从旁协助。他生得浓眉大眼，额骨饱满，鼻子略有些塌，嘴巴也挺大，但是一对炯炯有神的眼睛里，满是工作的热情。

冯如，原名冯九如，祖籍广东恩平。幼年在私塾读了几年书，辍学后在家务农。甲午之战后，清廷割地赔款，国库空虚，民生凋敝。当时年仅十二岁的冯如，虽然不懂国事，但也尝到了家庭窘困的滋味。他从小喜欢制作风筝和车船等玩具。对神话故事尤其是飞天故事，更是满心向往。12岁随父漂洋过海到美国谋生。他目睹美国先进工艺，认为国家富强必须依靠工艺的发达，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非学习机械、发展工艺不可。到旧金山之后，经乡亲介绍，在耶稣教会做童工，白天工作晚上读夜校，生活十分艰苦却也相当的充实。通过学习英语和科技知识以及目睹日新月异的先进机器，看到美国发展的日新月异，令他身为触动。国家富强，必有赖于机器，于是更加发愤学习，专攻机器制造。

冯如为了救国，决心去纽约学习机器制造技艺。他打算将来亲手替中国造一艘新式军舰，打败小日本报甲午年的一箭之仇。冯如先后在船厂、电厂和机器制造厂当学徒和工人，历时近七年，备受种族歧视和失业的折磨。终于学会了多种机器制造技能，也增进了机器制造知识的广度和深度。

1903年，美国莱特兄弟制造出了飞机，圆了人们千百年来飞上天空的梦想，这个消息也令年轻的冯如怦然心动，冯如决心要依靠中国人的力量来制造飞机。就在这时，受雇于徐天宝振华公司的特斯拉回到美国，在申请插头插座的同时，找到了冯如

关于尼古拉*特斯拉的事迹，冯如也有耳闻，特斯拉简单说明来意之后，递给冯如几张图纸。

冯如接过来看来几眼，一阵欣喜和激动。图纸上的飞机是一架单翼飞机，机身下有两个硕大的船型浮筒，两个机翼尖部挂着两个小浮筒，船型浮筒实在是太大了，看起来就像是插了两支翅膀的游艇。

冯如仔细看了半天后问道：“这架飞机操作是用副翼？船型的浮筒？这是谁设计的？

特斯拉笑了，他故作神秘地答道：“年轻人，这个问题你得回中国之后才能找到答案。”

就这样，好奇害死猫，冯如被半骗半请的来了元宝山

第一眼见到振华公司的时候，冯如就被这规模庞大的工业巨擘给震住了

富有戏剧意味的是，徐天宝见到冯如的第一句话不是问号，不是夸奖，而是“鼎三兄乃我国之瑰宝，于我民族复兴大业，息息相关。君之一身，关系万千，我愿意资助鼎三兄做任何研究，惟独不允你亲自试飞~~”

历史上的冯如在美国试飞自己的飞机时就几次差点摔死，后来回国之后，在最后一次试飞时冯加急于升高，操纵过猛，致使飞机失速坠地，机毁人伤。医院抢救无效，冯如以身殉国，时年仅29岁。在弥留之际，冯如犹勉励助手：“勿因吾毙而阻其进取心，须知此为必有之阶级。”

现在自己好不容易把冯如从美国弄回来，打死也不会让他试飞了。

冯如苦笑道：“我知道徐大人的好意，可不试飞，怎么知道飞机好坏呢？”

徐天宝说道：“可以让别人代替，何必一定要自己以身犯险？”

冯如说道：“大清国有几个人懂飞机的呢？让别人试飞，根本无法查出问题和缺陷在哪里。”

徐天宝摆了摆手，笑道：“简单，建立一个飞行学校，鼎三兄你任校长，专门培养飞机人才。”

就这样，冯如留在了元宝山。徐天宝除了为他提供资金和机器设备，以及人员之外，还提供了一些差不多同时代的飞机设计图纸。很快，冯如就发现之前自己的飞机为什么缺陷、故障多的原因。除了设计上的缺陷，自己之前因为缺少科研经费，所选用的材料质素不佳，再加上半手工制造出来的零件比较粗糙，因此故障不断。现在这种问题统统不成问题，而且，冯如还能优先得到狄赛尔发明的一系列柴油发动机作为飞机引擎。

冯如好似久旱逢甘霖，急于拿出成绩来报答徐天宝的知遇之恩，但是徐天宝反倒一再劝慰冯如，千万不要心急。做飞机是件精密的活儿，稍有闪失便是机毁人亡。虽然咱们找人代替你试飞，可人家也有妻儿老小，你总不能不把别人的命当儿戏吧？

如此这般，冯如便渐渐静下心来，潜心研究，每一个零件都精雕细作，力求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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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闲下来的徐天宝一面喝茶，一面翻越今天新到的报纸，这几天，《民报》与《新民丛报》展开大论战，全面揭示革命与保皇派的原则分歧。

《新民丛报》于1902年2月由梁启超创办于日本横滨。从创刊到1907年11月停办﹐前后近六年﹐共出版九十六期。这是梁启超宣扬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反对民主革命的重要阵地。《民报》则是同盟会的机关报。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11月26日在日本东京创刊。其前身是《20世纪之支那》。

“支那”一词在日本流行起来是明治维新以后的事。不过那时中国的正式国号是“大清”，所以日本政府在正式场合把中国称为“清国”或“大清帝国”，把甲午战争称为“日清战争”，把义和团事变称为“北清事变”。但是在一般的民间报刊，则一般把中国称为“支那”，把“日清战争”称为“日支战争”，把中国话称为“支那语”。日本人不称中国的正式国号“大清”而称“支那”，那时的中国汉人，特别是中国的革命家，对日本称中国为“支那”，不但不生气，反而还有几分感激。那时中国汉人处于异民族的统治之下，因为日本暗中支援中国革命，所以一时间日本成为中国革命家的乐园，同盟会、光复会等反政府组织都是在日本组建的。那时很多汉人来到日本的头两件事就是：第一是剪辫子，表示不再效忠清廷；第二是自称“支那人”，拒绝承认自己是“清国人”。由于那时“中国”这个词还没有被公认，所以很多革命家直接借用日本式称呼称自己是“支那人”。

1902年，章太炎等在日本东京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提出“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的誓词（“支那亡国”是指明朝亡于清朝的那一年）；1904年，宋教仁在东京创办了名叫《二十世纪之支那》的杂志，这是后来同盟会党报《民报》的前身。即使是立宪派的梁启超，也用“支那少年”为笔名，康有为次女康同璧也曾在诗中称“我是支那第一人”。

当时很多中国的革命家使用“支那”这个词称呼自己，亦说明那时日本使用“支那”称呼中国，不但没有贬义，反而含有对中国汉人的尊敬。如果日本人按照当时中国的正式国号“大清”，把中国人称为“大清人”，把中国话称为“大清语”，对中国的汉人来说，反而会感到被侮辱了。但是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的正式国号从“大清帝国“变成“中华民国“，由此而引发了中日之间的“支那“争论。

但是，作为穿越者，徐天宝却对这个词十分感冒，这无形中也使得徐天宝对那些以支那人自称的所谓革命家们多了几分不屑。

1906年4月18日，《民报》第3号以号外形式公布了《〈民报〉与〈新民丛报〉辩驳之纲领》，全面揭示了革命派与保皇派的原则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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