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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第3页）

冯国璋将手一伸，说了两个字：“证据！”

“是，有证据。”方枢答说，“凡此罪名，都有案可稽的。大总统如果想了解，我马上可以把全卷送来。”

“好，”冯国璋毫不迟疑地说，“你把案卷送来。”

这就是方枢第二次上“公府”的原因。送给冯国璋的案卷，共计两部分：一部分是“运动土匪，意图扰乱”；另一部分是“近复在津，与乱党勾结”。所谓“乱党”是指国民党及西南人士。其中许多来自天津的报告，是方枢派人花了一夜工夫赶出来的，但倒填年月，复有国务院收文字号，外加方枢的批示，诸如“阅”“已面报总理，本件密存”之类。形式上相当完备，一时绝看不出伪造的痕迹。

在第一部分中又分三个卷，方枢首先拿安徽一卷给冯国璋看，其中大部分是倪嗣冲的报告，依照次序看下去，大致可以了解冯玉祥武穴主和的由来。

首先报告冯玉祥在浦口屯兵不进，是由于李纯表示：南北迟早要和，十六旅可以不必开到前方，以观望为上策。至于十六旅的给养，不必担心，自会供给。据说，李纯与冯玉祥之间，所以能取得互信，即是陆建章斡旋之功。

又有一个电报，是报告蚌埠发现讨倪嗣冲的传单。紧接着报告内幕，说由陆建章策动，拟倪嗣冲的安武军，归张怀芝指挥，经江西攻湖南时，十六混成旅与李纯的部队，夹攻安徽，逐走倪嗣冲，由陆建章或冯玉祥取而代之。

这一段内幕，冯国璋自然知道。事实上是陆建章征得他的同意后，方始着手进行的。照原来的计划，当冯玉祥在武穴发表通电后，“长江三督”立即响应。如果西南方面能做有利的回响，南北议和，可望成为事实。

但冯玉祥的通电一出，并没有获得预期的反应。照情形看，是湖北的王占元出了问题。冯国璋对此怀疑已久，难得此刻能看到国务院的密档，自然不肯轻轻放过。可是，他失望了。

“照档案的编号，这下面应该有件公事，是抽掉了吗？”

“不是故意抽掉的，陆军部有用处，暂时借了去了。”方枢答说，“那件公事，与陆朗斋无关。”

他没有骗冯国璋。那是徐树铮的一个电报，确与陆建章无关，但与冯国璋却有绝大的关系，他所需要的谜底，也正在其中——徐树铮电告段祺瑞，在一月底，也就是冯国璋被迫下令讨伐西南，曹、张两路司令出兵之时，湖北督军王占元，派了一个亲信去见徐树铮，抄送了一个江苏李纯、江西陈光远，还有王占元自己一起签了字的“密约”副本，共计三条：“第一，北军南行者，坚拒不许过汉口。第二，苏、赣、鄂有急时，同一动作。第三，苏、赣、鄂遇事联防。”同时还有王占元的口信，据徐树铮的转述是，此事全由李纯所发动，“签字取其不疑。现北军到汉者，仍听其通行，决无阻挠。我已年近六十，岂肯对北洋数十年老同人，做出不成人格之事？同志各省但定有妥当办法，一经示及，立即翻脸。”

这是王占元出卖了李纯，当然不能让冯国璋知道，所以特为抽了下来。

再下面一件，又是倪嗣冲的电报，说所部李传业部，已开到大庾，越岭即入广东。但因陆建章策划攻皖，迫不得已，下令李传业星夜撤回，以防皖方有变。

看到这里，冯国璋知道，这道“府会”不同意不行了，因为一翻这篇账，他这大总统都会牵涉在里面。虽然他之主和是通国皆知之事，但讨伐令总是他下的，既然有人阴谋破坏讨伐令，自然得依法办理，“夺官”自在意中，“正法”亦不为过。

徐树铮闯的这个祸，总算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但在暗中，徐树铮自己伤了自己，不仅跋扈如此，同僚侧目，而且引起了徐世昌的极大不满。他一直以为“北洋团体”搞得这样四分五裂，段祺瑞迷信武力，始终不悟，都是徐树铮不安分之故，因此，决定趁此机会去段而代之。

去段容易。段系本来已有明确表示，拥护他从冯国璋而为大总统。但一当了大总统，要改变段祺瑞的政策，却非易事，必得找一个强有力的帮手才办得到。

梁士诒会与徐世昌暗中合作，是段系人物所想不到的。段系要角曾云霈，与梁士诒的关系极深，而与徐世昌无甚渊源，甚至在袁世凯时代，梁、徐是对立的。

对立于袁世凯左右的有粤、皖两系。粤系便是梁士诒所领导的交通系，皖系的首领是有名工于心计的杨士琦。两派势力，起初是粤系占上风，梁士诒担任公府秘书长，权过内阁总理，外号称为“二总统”；复有“五路”作后盾，财大势雄，皖系自是相形失色。

但皖系亦别有奥援，就是为世人拟作曹丕的袁大公子袁克定。及至“旷代逸才”的皖系杨度，首倡帝制，袁克定亟亟于“早建东宫”，而梁士诒并不赞成。这一下，皖系全力进攻，利用徐世昌以制梁士诒，在总统府中设“政事堂”，以徐世昌为“国务卿”；废除国务院，而梁士诒亦改为“税务处督办”。经此一番大改革，粤系立即便为皖系压倒了。

民国四年五月九日夜，袁世凯命外交部照会日本公使日置益，承认日本政策提出的“二十一条”，亦就是拿这亡国的条约，交换日本对袁世凯称帝的支持。这一来，恢复帝制便由暗中议论，进入秘密行动的阶段了。

袁克定与二杨——杨士琦、杨度估量局势，日本既无问题，欧美以世界大战正酣，无暇来过问中国的政体，则外交上已无须顾虑。内政方面，各省将军、巡按使，大多为北洋袍泽，当然要捧袁世凯的场。少数几省，或者会反对，不妨事先疏通羁縻，亦无足为忧。

可忧的是内部的反对力量，一个是梁士诒，一个是段祺瑞。段已称病请辞，袁世凯给了他两个月假期，此时在西山养“政治病”。这两个人，一个握着财权，一个握着军权，如果不肯就范，帝制前途，大有障碍。再有一个是做过内阁总理，以“人才内阁”为标榜的熊希龄，他虽在野，有研究系的背景。既已倡言反对帝制，必须先发制人把他打倒，才能免除后患。

于是定了个杀鸡儆猴的办法，策动肃政使王瑚，同一天提出两件大参案，一对梁，一对熊。

参熊希龄的内容，是说他居定有贪污嫌疑，涉及热河都统任内，行宫遗失宝物，又在陕西探勘油矿，浪费巨款，一无所得，显有疑窦。请先将财政部次长兼盐务署长张弧免职，听候查办。当然，这是因为张弧是熊希龄的亲信之故。见此光景，熊希龄立即出京避风头。警告的目的既达，这件参案就不了了之。

但是，交通大参案却不能轻易了结。参案原稿，据说先经袁世凯过目，勾掉了梁士诒的名字，目标指向叶恭绰及津浦铁路局局长赵庆华。

于是政事堂发布命令，津浦铁路局局长赵庆华撤职、交通部次长叶恭绰停职候传。这两个风暴刚发生，接着又来了一个霹雳，陆军部次长徐树铮，购买外国军械，浮报价款四十万元，应予免职，陆次由田中玉继任。段祺瑞不受此威胁，第二次呈请辞职，这一回袁世凯准了，派王士珍接任陆长。

参津浦路局长的案子，发展为交通大参案。由于原参情节有铁路购料有弊；滥用私人，把持路政；交通部自行设立，不受财政部监督的“铁路特别会计制度”，纯为便利私图各款，因此牵涉越广。中国的铁路本来只有京汉、沪宁、正太、汴洛、道清五路，邮传部特设“五路提调处”，由梁士诒主持。在他经营之下，又增五路，计为京奉、广九、津浦、吉长、株萍。以后又由詹天佑建造成一条在技术上中国人独立完成的京绥路，亦归梁士诒所控制，局长是他的儿女亲家关冕钧，与另一关——京汉铁路局长关赓麟，都被牵涉在交通大参案中。

由于“梁财神”的名声，而牵涉在案内的要员，及他们的眷属，是北京社交界的闻人，所以“交通大参案”成了热门的社会新闻。有张反对帝制的报纸，名为《醒华报》，逐日详细刊载案情的发展，平添了几百份的销路，因而报上出现了一首打油诗：“粤匪淮枭摆战场，两家旗鼓正相当。便宜最是醒华报，销路新添几百张。”明明道出“交通大参案”是粤皖两系冲突的结果。

再有一首是：“五路财神会赚钱，雷公先提赵玄坛。虽然黑虎威风大，也被灵官着一鞭。”赵玄坛指赵庆华；叶恭绰字誉虎，便是黑虎了；灵官当然是切肃政使王瑚的姓。

至于描写梁士诒，道是：“上场容易下场难，多少旁人拍手看。最是闲情梁燕老，三年两度逛西山。”那时逛西山是生“政治病”的表示，但梁士诒却是借僻静的西山，召集智囊，密商对策，到最后毕竟向袁世凯降服了。

屈服的条件是组织一个名为“变更国体请愿联合会”的组织，接过“筹安会”的棒子，专为帝制催生。梁士诒没有出面，但幕后极其卖力，由反对帝制，一变而为拥护帝制，所换来的好处是，叶恭绰复职，“二关”安然无恙，“五路财神”仍旧属于梁士诒。

到得“新华”梦醒，梁士诒列名祸首，远去香港。交通系命脉所在的交通部及铁路，由叶恭绰策划，暂时拥护与段祺瑞关系极深的曹汝霖，利用他看守地盘，因而造成了“新交通系”。梁士诒看在眼里，不免存着戒心。叶恭绰资望还不够，既要把持交通部，又要兼顾铁路，十分吃力，所以无论从哪方面，梁士诒一定得想法子重回北京，才能稳住旧交通系的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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