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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第3页）

“秀公的令弟桂山先生。”

既非孝子，何故行此大礼？潘复益觉不安，赶紧从侧面去搀扶，口中说道：“请起来，请起来！有话好说。”

“先兄死得很惨。他一生爱惜名誉，不想落得如此下场，要请次长成全。”说完，又磕了一个头，方始掩面哭着退了出去。

潘复与随员们都是狐疑满腹，何思溥便即说道：“齐督军在签押房敬候次长，请！”

潘复看出事有蹊跷，齐燮元的话，看起来不宜令第三者与闻，当时便向随员使了个眼色，一个人去会齐燮元。

签押房中设着烟榻，齐燮元很客气地说：“次长请升炕。”

潘复正要过瘾，便道声“多谢”，在上首躺下；齐燮元隔着烟灯，躺在对面相陪。有个长身玉立的丫头，便端张小凳子，坐在烟榻前烧烟。潘复一面应酬主人，谈谈京中近况，一面抽烟，抽足了二十四筒上好“云土”，瘾已过足，向主人说道：“你请吧！”

“谢谢！我跟此物无缘。”齐燮元接着便向丫头说，“你下去吧！不必在这里侍候。”

显然，一榻聚首，更无六耳，必是有极深的内幕相告。

“秀公死得很窝囊，”齐燮元说，“而且到死都不明白是怎么死的，成了个俗语所说的糊涂鬼。”

“噢，流言一半证实了！果然不是自杀。”潘复问道，“出了什么意外？”

“是让马弁打死的！”

潘复简直震惊了！一蹶而起，睁大着眼问：“是谋逆的案子？”

“倒也不是谋逆。”齐燮元也坐了起来，低声说道，“帷薄不修，大损秀公一世英名。我迫不得已，从权处置。请潘次长格外体谅，为死者留个面子。”

“自然，自然！只要办得到，我一定效力。不过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唉！亦是多内宠之故。秀公有——”

李纯有五个姨太太，灌溉不能遍及，以致广田自荒，少不得有自愿代耕的“勇士”。但想不到一月之中数数当值的一个宠妾，亦让马弁勾搭上了。

李纯宿有定处，愿召哪个姨太太侍寝，必定在晚餐以前，即已决定，从无中宵忽然相召，或者突然之间，不速而至。因此，偷欢的一妾一弁，胆子都很大，停眠整宿，放心酣睡。不道双十节大宴士绅的那夜，李纯醉中心血来潮，半夜里闯到宠妾那里去敲门。其时罗帐低垂，被翻红浪，两人一听是李纯的声音，只当他已得知秘密，特来捉奸，吓得魂不附体。

其实，李纯已醉得昏头昏脑，眼都不甚睁得开了。那马弁如果悄悄溜走，亦就无事。只为心慌情急，一不做，二不休，开开门来，当胸一枪。李纯立即栽倒，抽搐了一阵，双腿一伸，人就不动了。

深夜枪声，自然惊动了值宿的警卫，闻声而集，一看便知是怎么回事。那马弁自然被捕，宠妾闯此大祸，心知不免，而且也没脸见人，捡起马弁的手枪想自戕，为人夺了下来，加以看管。

其时李纯的正室与四名姨太太都已得报赶到，抚尸痛哭，乱成一团。有个老家人倒有些见识，向主母说道：“太太先别哭，办大事要紧，督军声名要紧。应该怎么办，最好请镇守使来商量。”

这话提醒了李太太。恰好齐燮元也赶到了，首先下令，督军衙门里里外外，不准将这夜所发生的事故透露半点。第二天照常办事，就如督军健在一样。倘或不遵命行事，稍有泄露，以军法严办。

先将消息封锁住了，齐燮元才跟何思溥商量，决定伪造遗书，将李纯的死因，说成忧心国事而自杀。

直到布置妥帖，齐燮元方始召集地方军政要员，宣布李纯已死，凶手已秘密处决。当行刑之前，督署有个绍兴师爷，谈起一桩故事——同治年间，浙江巡抚马新贻调升两江总督。当时淮军代湘军而兴，“九师”曾国荃投闲置散，湘军已愤愤不平，而马新贻整饬军纪，不留情面。湘军认为他由同军李鸿章的奥援，飞黄腾达，所以袒淮抑湘，非去之不可。于是买出一个凶手张文祥，在总督衙门旁边的演武场下手行刺，一刀扎在左胸，马新贻当场殉难。凶手张文祥被捕，迭经严讯，坚不吐实，最后糊里糊涂结了案，张文祥凌迟处死，摘心致祭。

以昔例今，这个淫凶犯上的马弁，也就不妨活生生挖出他的心来，作为李纯灵前的祭品。至于自杀不成的姨太太，自然不能在李家。但下堂以后倒亦并未琵琶别抱，而是剪却三千烦恼丝，遁入空门，青灯黄卷，忏悔宿业。

潘复听罢，嗟叹不绝。真相既明，回京复命。其时徐树铮先到杭州游说浙江督军卢永祥，再转福建活动，福建督军李厚基与段系的关系甚深，同意徐树铮在福州设立“建国军制置府”，准备复起，抗曹破吴。这时段祺瑞武力统一全国的迷梦，已经醒了，打了个电报去，很恳切地劝阻。徐树铮也就偃旗息鼓，悄然到达上海，预备跟很欣赏他的孙中山先生合作。

政局平静后不久，直、奉两方，渐起摩擦，奉系要角，不断进京，奉天会馆热闹非凡。最使得徐世昌担心的是，荣任东三省巡阅使的张作霖，跟“北府”走得很近。

张作霖之与醇亲王载沣发生关系，是由于张作霖受托代售在奉天的一处“皇庄”——皇家的私产，向来由内务府经管。张作霖派人办妥了这件事，将全部价款，分文不少地汇交“北府”代转。载沣随即去函道谢，随后又由内务府拣出两样古玩，用载沣的名义致送，作为酬庸。这两样古玩，一样是一对乾隆五彩窑的花瓶，一样是乾隆朝以画得宠的董邦达所作的《淡月寒林图》，上面有御制的题咏。东西虽不算太名贵，但出自内府，自为“殊荣”。所以张作霖特派张景惠跟着专差唐铭盛——一名三品衔的太监到京，专程道谢。张景惠还见了溥仪，亦获“殊荣”，被赏了“紫禁城骑马”。

直皖战争，张作霖进京。内务府大臣绍英奉命到车站迎接，张作霖曾表示要进宫请安。宫中特为预备了赏赐的物件，照赏“督抚”的品目以外，另外加上一把咸丰当年与恭亲王在上书房讲求刀法的“白虹刀”。

结果是白忙了一阵，张作霖并无此闲情点缀的工夫。不过两个月以后，溥仪的七叔“涛贝勒”获得了一个新头衔：东三省巡阅使署高等顾问。接着，到奉天去了一趟。

宫中盲目乐观的空气，对徐世昌一厢情愿的期望，以及和张景惠拜了把子的北府总管张文治之经常出入奉天会馆，在在使得徐世昌不安，生怕又会酝酿出第二次的复辟事件。

怀着同样感觉的，至少还有一个世续，他对“丁巳复辟”的兴趣本就不大，近来则是越来越泄气，他说：“就算复辟成功，对皇上也不会有什么好处，那些不知好歹的年轻王公，一定会闹出一场比辛亥年更大的乱子。就算王公不出乱子，这位皇上自己也保不了险，说不定给自己会弄出个什么结局。”

作为清朝“太傅”的徐世昌，“协办大学士”的世续，以及“世受国恩”的“勋臣子弟”、李鸿章亲生的儿子李经迈等等，都认为应该早作绸缪，为溥仪筹一条根本的出路。当时有一班留学归来的学者主张，溥仪的身份应视如欧洲失国的贵族，不宜再住国内。溥仪能够到外国走一走，一方面呼吸呼吸自由民主的空气，有助于他的头脑清醒，不再迷恋帝制；一方面在外国留学，获有专长，将来如果他愿意回国，仍有机会做一番事业，得到社会的尊敬。徐世昌觉得这些话很有道理，跟“北府”商量，决定先请一位“洋师傅”，教溥仪念英文，学习欧洲贵族的礼仪，作为出洋留学的预备教育。

这位“洋师傅”物色到了，是出于李经迈的举荐，经徐世昌出面代向英国公使馆交涉，由清室正式聘请。此人的全名中译是雷堪奈尔德·约翰·弗莱明·庄士敦，英国牛津大学出身的苏格兰人。他做过香港总督的秘书，后来调任英国租借地威海卫的行政长官，在华二十多年，说得极流利的一口中国话，在溥仪觉得比另两位师傅——陈宝琛的福建官话和朱益藩的江西官话还好懂些。

对这位洋师傅，溥仪及太监们，起初多少是含着敌意的。但庄士敦教的是英文，作风却完全汉化了，一样称溥仪为“皇上”，用《论语》“士志于道”这句话，起了个别号叫“志道”。他在西山樱桃沟有一座别墅，请“御笔”写了个“乐静山斋”的匾额，上方正中有“宸翰之宝”一方图章。他在城里的住宅，是内务府替他在地安门租的一所四合院，一进门就可以看到四道“门封”，左面是“毓庆宫行走”“赏坐二人肩舆”；右面是“赐头品顶戴”“赏穿带嗉貂褂”。

获赏头品顶戴是庄士敦最得意的一件事，除了用汉文上表谢恩以外，特为做了一套袍褂，仙鹤补子珊瑚顶，站在“乐静山斋”的宸翰之下，拍一张照片，广赠亲友。

庄士敦能蒙头品顶戴，可以想象得到，溥仪对他的敌意早不存在，而且非常欣赏。事实上不仅欣赏，是到了着迷的程度，对庄士敦言听计从。这当然会引起宫中太妃、师傅、太监及内务大臣的嫉视，而最令人不安的是溥仪的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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