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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第4页）

在酒会中，溥仪将用英语致辞。庄士敦希望溥仪能够以他所学的、相当于中学生程度的英文，自己拟一篇简单的讲词。溥仪将这个差使交了给梁敦彦，要通顺，要用简单的字汇、文法，而且要看不出捉刀的痕迹。梁敦彦的难题就在这里。

“什么是简单的字汇、文法？我都想不起来了。如果去请教人，会成笑话。我拟了个稿子在这里，自己看看不像中学生程度的英文。请你替我斟酌斟酌。”

等梁敦彦拿出英文稿来，黄开文一看便说：“以外交官的英文程度来说，不够格；在中学生可又太深了。”

于是两人找了一间太监起坐的小屋，字斟句酌，勉强凑成一篇符合要求的英文讲稿。其时招待酒会已经开始了。

场面及仪节是庄士敦一手所安排，完全仿照英国皇家的派头。皇帝“亨利”、皇后“伊丽莎白”并排站在乾清宫大殿正中，各国公使与眷属，列队趋前致敬，与穿长袍马褂的“皇帝”握手，向旗装的皇后行吻手礼。

觐见终了，溥仪开始致辞，照梁敦彦送给他的手写的讲稿念道：“今天在这里，见到来自世界各地的高贵的客人，感到不胜荣幸。谢谢诸位光临，并祝诸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念得声调铿锵，完全是牛津英语的韵味，来宾纷纷鼓掌，溥仪非常得意，但最觉得脸上有光彩的是庄士敦。

结婚以后的溥仪，产生了强烈的“成人”的意识。照他嗣继及兼祧的两“父皇”，穆宗和德宗的成例，大婚与亲政是不可分的。可是所“亲”裁的大“政”在哪里？

不能向“全国臣民”发号施令，只能给内务府下“上谕”，刚责备内务府大臣贪污浪费，转眼又指着外国杂志上的广告，到洋行里去大买钻戒，自己浪费，也给了内务府大臣贪污的机会。

这已经足使“北府”及内务府大臣们头痛了，不想又爆出一个新问题，能让那班人急白了辫子——溥仪吵着要出洋留学。

他的出洋，原是早就谈过的，请庄士敦来当师傅，亦正就是为出洋做准备。但等溥仪自己一提出来，却没有一个人赞成。反对的理由中，最有力的一条是：“只要皇上一出了紫禁城，就等于放弃了民国的优待。既然民国没有取消优待条件，为什么咱们自己先要放弃？”

但溥仪受了庄士敦的影响，也看到报上常有国会议员主张取消优待，不相信优待条件会永远存在。同时他的书也读得多了，从成汤放桀、商纣自焚、犬戎弑幽王，一直到崇祯吊死在煤山，对每一朝的末代皇帝的下场都很熟悉，觉得像元顺帝远奔沙漠，是比较聪明的办法，因而常跟大臣们发生争论。

一张嘴当然说不过那么多人，可是在他日常所见到的人以外，在北京颇受社会尊敬的一班学者，如胡适、梁启超、陈寅恪等人，却常有支持溥仪到欧洲去留学的言论。这对他自是极大的鼓励，以致发生了一连串激烈的争论，那班王公大臣口头上虽无法说服“皇上”，却可用“不奉诏”的手段，将这件事搁起来。

比较同情溥仪的，是他的七叔载涛，也只允许替他在天津预备一所房屋，以备必要时安身。于是溥仪又找庄士敦商量，如何能够私下出紫禁城到天津。庄士敦答应替他想办法。

大婚以后不久，庄士敦悄悄告诉溥仪说：“臣已经接头好了。只要皇上出了紫禁城，到了外国公使馆，就算到了外国地界。不管是王公大臣，还是民国当局，都没有办法再把皇上请回来。”

“那好啊！”溥仪很兴奋地问，“我该到哪个公使馆？”

“公使团的领袖，是荷兰的欧登科。”庄士敦说，“请皇上亲自给他打个电话，不必说别的，只说：‘我几时想来看看你。’这是臣跟他约定的暗示，表示皇上自己愿意托他照应的意思。”

“行！我马上就打。”

“这倒不忙在这一刻。不过，有件事要请皇上自己想法子，就是自己能出得去，一出神武门，坐上荷兰公使馆的汽车，事情就算成功了。”

“这，我自己有办法，你放心。”

于是溥仪与他的胞弟溥杰细细商量，决定花钱收买太监，然后跟欧登科通了电话，又派溥杰到荷兰公使馆去了一趟，将一切细节都说妥当，只待到了约定的日子，溜出神武门。

当然，溥仪厌恶那个拘束的环境，舍弃了阴森、缺乏生气的宫殿，舍弃不了金兵入汴京，捆载而来的法书名画、古玩秘笈，以及辽金元明及“本朝”所积聚的“天府之珍”。而且由于意外的发现，溥仪的眼福，为嘉道咸同光五帝所不及。原来大内西北角，重华宫之西，在乾隆五年改建了一座建福宫，作为守制之用，所以其他宫殿都是黄瓦，独独此处用蓝瓦。及至乾隆驾崩，嘉庆纯孝，将乾隆生前携至宁寿宫赏玩的手卷字画、精巧古玩玉器，以及专为巡幸途中在轿子里得以赏玩而制的无数“百宝匣”，扫数封存在建福官。自嘉庆初年以来，历朝加封，从未开过。

有一天溥仪闲得无聊，在宫中乱逛。经过建福宫，看门上重重封条，不由得生了窥秘探险的好奇心，传了总管太监来，说要将宫门打开来看看。

一看，是不知多少一直叠到天花板的大木箱，上有嘉庆四年的封条。再打开木箱来一看，才知道是如许稀世奇珍。这不但开了溥仪的眼界，也开了太监和内务府的一条财路。由于并无账册可稽，明偷暗盗，无不财源滚滚，地安门大街一下子开了好几家规模宏大的古玩铺，若问东主的身份，不是太监或内务府官员，就是他们的亲戚。

其实，溥仪也是“明偷”的一个，包括建福宫珍藏在内的许多前人真迹，诸如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二谢帖》，宋朝马远、夏珪的《长江万里图》，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以及司马光《资治通鉴》的原稿，还有乾清宫西昭仁殿的全部宋版珍本，都以“赏溥杰”为名，每天一大包、一大包地公然携出宫外。

溥杰是“伴读”，也就是溥仪的同学。同学如此，师傅当然也沾恩光，陈宝琛、朱益藩、梁鼎芬等人，亦都常蒙“御赐”字画，而且往往是这些师傅们自己提出来的，也有时要求借阅，这一借自是久假不归了。

为了出走期近，溥仪对溥杰的“赏赐”，也就格外丰厚了。到了约定的那一天，溥仪和溥杰坐在养心殿，静等出走的时刻到来。得了钱的随身太监，亦都悄悄散了开去，仿佛已决定放他们一条路了。哪知突然之间报道：“王爷来了！”

“他来干什么？”

一语未完，二报又到，说载沣已经下令内围的护军，外围由步军统领指挥的“内城守卫队”，封锁各宫通路，一律断绝交通，整个大内都进入戒严状态了。

接着是载沣神色仓皇地奔了进来，结结巴巴地说：“听、听、听说皇上，要、要、要走——？”

即令溥仪不承认，出走的计划自然也就胎死腹中了，而且以后也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载沣的办法很简单，只要控制溥仪的左右手。

计划的流产，当然是溥仪左右，受了他的贿赂而保证对他“效忠”的那班太监告的密，溥仪本来就厌恶太监，这一下更暗暗下了决心，迟早要驱逐这班身残心毒的“废物”！

到得第二天，溥仪同庄士敦吐露了抑郁的心情，庄士敦劝他忍耐，劝他仍旧要致力于整顿内部，又举荐新近在“内廷行走”的郑孝胥，说此人不同于一般遗老，有眼光、有见解，是个可与之谋大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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